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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翊昕]从乡土内生到对话协商:黔东南地区的侗屋营造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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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乡土内生到对话协商:

黔东南地区的侗屋营造与可持续发展


贺翊昕

原文刊载于《文化遗产》2026年第1期

摘 要

黔东南侗屋是侗族人民适应环境和历史发展的文化产物,侗屋营造反映了人类行动者与一切非人要素的互动关系。在全球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当下,侗屋的存续力受到生活方式变革和生态环境破坏的双重挑战。在本世纪兴起的遗产化过程中,侗屋营造经历了从村民基于乡土内生到村民、设计师、掌墨师等多元主体对话协商的模式。这种模式以尊重多元主体的权利为基本立场,努力促进营造过程的民主化。在遗产化的时代,这种对话协商的营造实践,与可持续发展理念若合符节。新时代黔东南地区侗屋营造的对话协商模式,确保了传统村落遗产的存续力和环境可持续性。


关键词


侗族民居;遗产保护;多元主体;

对话协商;可持续发展



侗屋,作为黔东南侗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营造活动建立了人类行动者与一切非人要素的深层关联,凝聚着深厚的本土知识和历史记忆,不仅是物质的建造、铭刻,也是意识和情感的识别、表达,属于典型的“乡土建筑”(Vernacular Architecture)。学界自20世纪80年代始关注侗屋营造,或从文化地理学角度揭示侗居空间与自然和文化的关联,或从建筑和设计层面解析营造本体与技艺的社会文化内涵,或从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的视角分析侗屋营造主体的行动策略。但较少从遗产保护的角度讨论侗屋营造与环境可持续性的关系,以及如何强化可持续保护的路径选择。


在全球化和社会转型进程中,侗屋的存续面临风险和威胁。一方面,传统乡村生活式微,在侗屋生产、延续和再创造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社区、群体和个人不断迁徙和迭代,侗屋营造的知识和实践面临生活变革的挑战。另一方面,由生态环境破坏导致的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等问题威胁到侗屋的可持续发展,对乡土内生知识的适应性更新提出了挑战。


本文着眼于当代侗屋的遗产保护实践,从协力营造的角度考察文化遗产的对话协商模式与环境可持续性的关联。这种对话协商模式在人类与非人类、物质与非物质的连结中自然而然地发生,作用于社区理解和保护遗产的实践中,并作为多数人体验日常的方式,指向遗产和环境、社会、政治之间的关系。它明确了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由物质和技术支撑的社会过程,暗示了多元主体在此过程中的责任、义务和伦理,意在打破遗产持有者、利益相关者、专家、政府以及机构之间的壁垒,使得传统在当下乃至未来仍具有活力。简而言之,建立文化遗产的对话协商模式,旨在以关联性为本体、实现遗产决策过程的民主化。这一模式将遗产与可持续性的议题联系在一起,彰显一种尊重与对话的道德立场。


气候敏感性与地方营造智慧


侗屋营造是人与物、过去和现在的混合实践,自然环境是贯穿其中的重要因素。黔东南州地处云贵高原向湘桂丘陵盆地过度地带,大部分地区海拔500~1000米,山地多,平地与坝子少。境内河流以清水江、阳河、都柳江为主干,呈树枝状展布,切割地形为碎片化状态。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使得当地季节特征明显,气候垂直差异显著。但在全球气候变暖的现实条件下,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与生物多样性受到了挑战。


如何应对气候敏感性的环境,使日常呈现接近美好生活的居住状态,是黔东南侗族持续反思的问题。劳作,是接触自然的根本方式,劳作后产生的朴素情感作为乡村生活的核心并内化为地方性知识。侗族在劳作中学习自然法则,将智慧和经验投射在造屋实践中,主动在选址上因形就势、置材上因地制宜、营造上因势利导,与自然世界积极对话。


(一)选址因形就势


黔东南侗寨选址首要考虑对土地、植被的保护及其制约关系。侗族多于山水环抱之地建寨,遵循一定的风水观念,他们确信自然山川的形态影响人的命运与生存状态,因此在长期的生活经验中观照出不同图示,择取不同类型,以对应诸多因素的排列组合。


以黎平县双江镇黄岗侗寨为例,该寨坐落于海拔800米、东西狭长的山谷地带,东、南、西三面有山岭相隔,两条溪流从寨中交汇而过,符合“背山面水、藏风聚气”的风水观念。当地人称黄岗为岗上起平地,犹如金盆,是块宝地。相传黄岗侗寨的建寨始祖名“闹”(naol),其兄长“糯”(nol)为四寨始祖。两兄弟原居20公里外的四寨村,一次农闲狩猎时发现黄岗地区森林茂密、溪流纵横,山坳中遍生香甜的野韭菜,心生迁居之念。但因家中仅允一子迁离,兄弟约定以“谷种先出芽者”决定搬迁资格。弟弟“闹”暗中将哥哥的谷种蒸熟,导致兄长谷种未能发芽,自己则顺利迁至黄岗。“闹”最初落寨在“包几”(baol jih,意为岭角),后世称为“老寨”。定居后,“闹”开挖鱼塘,引入四寨河鱼种养殖,逐渐形成黄岗鱼塘遍布的景象。


这种祖公落寨和分宗聚居的地方记忆反映了侗族社会人口发展的居住策略。为了获取土地,侗族通过迁居和通婚壮大社群势力,择取自然条件更好之处,为发展稻—鱼—鸭生态模式创造条件。


除了大尺度的地形地势,侗屋营造也要考虑小尺度的地块格局。黄岗侗族结合山地形态发展出干栏式及平地式建筑,采用吊脚、遮檐等适应性做法,应对夏季潮湿多虫蚁、冬季湿润采光差的居住环境。一条南北向主路撑起全寨骨架,数条东西向辅路隔出住房界限。鼓楼、凉亭多设置在水系转折和住房通道附近的旱地上,村史馆、戏台、喊天坪等公共空间排列在主路边沿,与黄岗河平行。综合来看,侗寨以鼓楼为公共生活的核心,依山顺水建立侗屋及其他生活设施。风水林、寨门位于最外层,同外部环境形成区隔。各层次间以溪流、花桥、石板道相通连,建筑层层合围,道路通达便利。



在与周围环境的共生中,黄岗侗族依循地势水系建立布局紧凑的村寨格局,通过口头传统强化居住秩序。侗屋缠绕着邻里、房族、村寨的人际交往,成为贯穿村寨从微观世界到宏观世界的建筑场所。


(二)置材因地制宜


侗族造屋所用木材以杉木为主,用于制作梁柱枋板材、门窗、家具、屋顶等。侗族喜用杉木造屋,一是杉树直挺圆满、木质细密、纹理顺直,便于加工利用,且不生虫蛀;二是杉树生长速度快,造林后抚育3~5年即可成林,无需过多栽助,一般25年即可主伐,快的18年甚至8年,因此有“十八年杉”“八年杉”的说法。


侗族遍植杉树,是民间俗信与本土资源融合后的产物。侗族秉承万物有灵的观念,视树为自然生命的化身,相信树木能与敬拜主体建立类亲属关系,不仅有庇佑子孙健康的“认亲树”,也有守护村寨安全的“风水树”。侗族常在孩子出生时栽种杉树,等20年左右砍下造新屋。天命之年会伐树造棺,存放禾仓底层。过身后棺木回埋土地,经历数年被植被完全覆盖,人与树相互依存的关系形成完整的自然轮回。


山林也是侗寨的自然边界和权责分明的社会财产。侗族款约有相关规定,明确划分和保证各村寨、群体、个人的权益。侗族的林地产权有自留山和责任山两种,自留山所得林木属于个人,允许长期无偿使用,可以继承、转让、交易;责任山为集体承包个人经营,按户分配,各家所得自用足够,仅有少量能够交易。


侗族造屋所用木材,基本都源于自家林地。造屋前数月,主家需备齐木料,在坡上晒出水分,减少搬运重量。用料时物尽其用,若树木年份高、木料直,整根用于中柱或边柱;若年份小、木料曲,则劈开当板或边材;散落在林场的木屑,统一回收焚烧成灰,用作田林培土,增加肥力和透气性。2020年,主柱价格为600元一条,仍比在别地购买合算。若村民林地减少,加工成本上升,则木构侗屋必然面临经济方面的考量。


(三)营造因势利导


黔东南侗屋为传统穿斗的干栏式及平地式建筑,保留栅居离地的特征。采用一种预制构件快速组装、方便更改的营造系统,整体遵循构件—排扇—大木架的建造程序。一般先在地上或水中立柱,底层架空,水平穿枋贯穿,上置瓜柱支撑檩条,构成山面屋架。再用斗枋、檩条串联各榀房架,构成整体框架。檩条上钉椽皮,盖杉树皮或小青瓦形成屋面。最后以木壁板和楼板装修,适应侗寨整体风貌。通过对础石、木材的改造修砌,侗屋几乎能以任何尺寸自由组装和生长。新造侗屋亮度高、饱和度强、颜色偏暖,在寨中是显眼的存在。随着时间推移,木材的气息、色泽将逐渐改变,使房屋隐于环境中,与村寨一同呼吸。


因势利导的营造,还体现在把设计还给使用者本身,让技艺掌握在工匠手中。木匠群体是侗屋营造的重心,核心匠师被称为“桑墨”(sangh magc),即掌墨师,能够独立设计、建造侗屋,主持营造仪式。掌墨师多因个人兴趣和谋生需求,在家族引导下自主习得技艺:“我做房子跟我老爸学的,老爸的师傅是杨公亮,他是我们寨第一位搞木匠建房子的,他们杨家没有接班人,就传到吴家。我跟老爸学,都在旁边看,人家说我是聪明的儿子。”匠师身体力行地观察、体悟营造技艺,以自家侗屋为初次掌墨实践,逐步成长为带领木匠团队的掌墨师。


掌墨师工作情形

图片来源于《中国民居 第三季》


屋主多从个人能力和造房技艺两方面考量掌墨师。其一,掌墨师最好超过30岁,以父母健在、儿女双全者为佳,这些是掌墨师本身“福气”深厚的体现。侗族认为营造活动具有一定危险性,掌墨师作为规划者和实施者可能面临受伤风险。而造房仪式能将建筑本身与主家命运相联结,掌墨师自身有福可为营造过程增加吉利寓意。屋主还会在营造开始前送掌墨师一套新装,要求其在仪式过程中全身换新,以此阻隔和防范可能招致的危险。


其二,掌墨师要具备人神对话的中介能力,懂得利用仪式和禁忌压煞除秽,保护自身和顺利营造。由于起墨是开工后给第一根柱子弹墨线,以弹出的墨线乌黑、粗长、连续为大吉,能预示后续造房平安。掌墨师需准备生糯米、腌鱼、白酒、香纸等,敬告天地、祖先、鲁班;提前检查、更换墨线,避免弹线绷断;调匀墨汁浓度,确保弹出的墨线均匀不断。此外,掌墨师还要会“说好话”,能用仪式祝词表述对个人安危和造房安全的关心,比如竖排扇前念“发捶咒”,将发捶动作与求福禳灾的祈愿妥善结合。


为了增强与匠师的沟通配合,屋主除了请客吃饭和发红包外,还会选取最好部位的肉送给掌墨师。在从江县高增乡美德侗寨,或送连着腰身部分的羊后腿,或送鸡鸭的脖子、内脏等。据说曾有掌墨师来造屋,未在酒席上吃到好肉,认为屋主不够尊重,便悄悄在新屋留下犯煞的字符。待回家途中感到饥饿,打开主家给的包袱,发现后腿、内脏等好肉都留给了自己,顿觉内疚。连忙返回新屋,重写了一个“倒”字,以示扭转此前留下的字符寓意;又贴了一个“好”字,代表对屋主的歉意。此后,美德侗寨建新屋要贴“倒”“好”两字的习俗流传至今。



作为遗产的侗屋与可持续发展的挑战


20世纪80年代以前,黔东南侗屋主要靠社区居民基于乡土内生的地方性知识自发、自觉地营造和保护。随着遗产概念进入中国,少数民族村寨文化遗产获得了广泛关注。2012年12月,住房城乡建设部、文化部、财政部等三部门发布《关于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工作的指导意见》(建村〔2012〕184号),明确提出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有利于促进农村经济、社会、文化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启动了传统村落的调查和认定,正式建立传统村落名录制度。拥有大量村寨资源的黔东南州,积极开展各类遗产认定,推进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村、民族村寨等保护实践探索,尝试与学术机构和民间组织合作,吸引多元力量介入乡村建设,获取社区成员对乡土遗产保护的支持。


榕江县栽麻镇大利村位于利洞溪畔的深山幽谷中,除常见的吊脚侗屋外,还留存有颇具特色的四合木楼。该村始建于明代,目前保留有明代古萨坛1座,清代中晚期古民居29幢、古粮仓10座、鼓楼1座、花桥5座、古戏楼1座、古井6口、石板古道4条、古碑3通和石雕古墓2座,以及古树128棵。2009年,大利村被榕江县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七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12年,被住房城乡建设部、文化部、财政部公布为“中国第一批传统村落”;2013年1月,大利侗寨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侗族村寨”的构成单位之一;同年3月,大利古建筑群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大利村被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布为全国第六批历史文化名村。大利成为了炙手可热的遗产地,其侗屋营造和村寨景观也正发生改变。


其一,现代生活方式引发住宅功能空间变化。


大利传统侗屋的空间、功能分区,与强调动静分区、洁污分隔和动线规划的现代生活区别较大。多数侗屋为二层一底,少数三层一底。一层建厕所、猪栏、牛圈等,并堆放柴火,二层为卧室、伙房及储粮区,顶层储物或空置。楼层间以建筑一侧的木梯连接,在二层入口辟“丁”字型宽廊。基本生活功能用房集中在二层,各房间以木门阻隔。厕所建在一层附属用房或住宅外,结构简单,只在粪坑上搭两块垫脚木板;或在鱼塘上立柱围合(或半围合),搭建供一人蹲起的棚子,排泄物直接落入塘中。没有单独浴室,用澡盆在卧室盥水洗漱,污水不经处理直接排放。以火塘或灶台为中心厨炊,缺乏抽风排气装置。


为适应现代生活,大利原先置于附属用房或住宅外的厕所以及替代火塘的厨房,被移进地面层砖混结构内;牲圈被置于住宅外。二层正中设堂屋,保留丁字廊,但缩减面积,用以扩大两侧及内间的卧室占地。部分商住两用的家庭式客栈将二、三层设为客房,一层自住或作为店面、公共餐厅等。


除屋主自发营造外,由政府主导的住房建设和工程改造项目也对侗屋基础设施进行了现代化更新。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政府实施沼气工程建设项目,扶持村民修建家用沼气池,同步改造厨房、厕所、畜禽圈舍。不仅能实现垃圾回收再利用,也为农户输送了清洁能源,极大改善了卫生环境,提高了生活质量。原先建在鱼塘上的传统厕所被废弃,亲友围坐火塘边唱歌、聊天的场景逐渐消失,结合丁字廊及屋前空地的家庭生产空间使用性减弱,私人空间的密闭性功能加强。


其二,外来力量介入导致侗寨生活景观变化。


大利侗寨处于四面环山的峡谷地带,进村道路蜿蜒曲折,会车空间小、难度大。旅游大巴只能停在半山车场,游客步行进入,一定程度上维护了老寨原有肌理。当地侗族在迁居此地的四百多年已形成稳定的社会结构,以鼓楼和萨坛为权力中心和信仰中心构建生活图景,拥有自洽、严明的社会制度,禁止肆意打破村寨布局,破坏自然资源。


随着遗产化进程深化,大利吸引到多方资源进驻,各式乡建实验生长更替,接受社区成员和时间考验。2015年,ATLAS工作室创始人、主持建筑师周贞徵,得到村集体同意和基金会资助,联合当地掌墨师杨胜和,将家屋和禾仓两种基本建筑类型融为一体,学习并运用本村已经失传的垒石技艺,在鼓楼旁废弃公厕场地上设计建造大利社区中心。然而产业创新的背后是对大利全新功能需求的挑战,在多方利益拉锯中,这座侗屋的命运尚没有定论。


除了外来设计师对单体侗屋的在地化营造,大利也迎来过大规模的景观改造。2020年3月,大利村旅游发展示范村规划建设工程项目立项建设,榕江县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拟对3栋典型民居进行示范性改造提升,同时建设新增入户路、步道和路面铺装,寨门工程、景观亭装修,停车场、卫厨改造,河道整治,消防及人饮管网建设等,项目总投资901万元。但据村民回忆,改造工程的实施效果不尽如人意。一方面,乡村旅游带动经济发展的目标更为重要,经费向旅游设施提升倾斜,对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后劲不足。另一方面,外来资本和设计力量的大规模介入挑战了传统乡村审美和营造经验,村民、设计方、施工方、研究者、主管部门对于保护方案的理解存在价值体系的认知差异。


如今,大利侗寨基本保持原有肌理,以鼓楼所在高地为视觉中心,家屋和其它设施层层环抱,几乎没有多余的建筑空地。邻里关系制约着侗屋体量,虽没有突兀的大宅,但走近细看,传统的木结构已改为砖混结构。有些在外立面包裹木材,作为自身需求适应风貌保护的营造策略。进入侗屋内部,传统家屋布局被现代设计替代,各种现代设施方便了居民生活,也呈现向城市生活靠拢的同质化样貌。面对政府主导的乡村振兴、以民宿为主要业态的民间资本注入、独立建筑师设计、高校研学等多元力量,人类行动者需要反思:如何在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的同时,延续本土经验、尊重人类创造力并推动环境可持续发展?



对话协商确保遗产存续力


作为乡土建筑遗产的侗屋包括建筑或栖息地,以及基于地方关系的居住(居住者)行为和经验。人类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Latour)提出以行动者网络理论(ANT)作为研究现代社会的策略,他认为“社会性”(social)是一种特定的连接类型,不指代现实的一个领域或某种特定的事物,而是一个运动(movement)、位移(displacement)、转变(transformation)、转译(translation)、吸纳(enrollment)的名称。对于ANT来说,“社会性”是一种瞬间关联类型的名称,其特点是它将事物聚集成新形态的方式。在ANT理论的观照下,遗产是经过一系列遗产化过程引发的新形态,由多元主体在对话协商和合力协作中生成。


确保遗产存续力,维系环境可持续发展,是文化遗产保护的首要原则,也是开展后续保护行动的关键指标。侗屋营造对自然环境的适应和改造,代表着侗族承认、尊重、分享和增强与环境相关的知识和实践,利用其潜力促进风险减少及灾后恢复。一般来说,风险(risks)是能够预估的潜在问题。尽管黔东南侗屋已在适应气候敏感性的过程中内生出乡土经验,但在遗产化的当下,在传统风貌和便捷生活适应性发展之间,当地侗屋仍需面对环境可持续的考验。


榕江县栽麻镇归柳村杨慧家宅的营造,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该侗屋建于男主人祖宅基地上,位于归柳侗寨的核心区域下寨鼓楼旁,地块狭小,周围屋舍拥挤,对于新侗屋的采光、通风、保暖、隔音等要求更高。女主人杨慧是归柳村小学教师,同时从事侗语教育、传播的公益工作,不再以传统农耕作为主要经济来源,计划在满足自家四口居住需求外,多开辟一层用于研学,并留出部分公共空间提供文化交流。在与扎根黔东南一家名为“無名营造社”的青年建筑师团队达成协商后,归柳杨宅于2019年12月正式交付设计。


榕江县栽麻镇归柳村杨慧家宅


考虑到屋主已提前挖好地基、打好孔桩,为了节省资源,设计团队决定采用砖木混合结构,希望保留木构在防潮、通风、风貌保持和文化传承等方面的优势,以砖混结构弥补传统木构在保温、隔热、防火、使用年限等方面的劣势。在尊重屋主经济条件及其生活方式的前提下,规划一层为屋主一家的居住空间,以砖混结构搭建客厅、三间卧室、厨房、厕所及储藏间等。二、三层为木构建筑:三层挑高坡屋顶,设计上下床铺用于研学住宿;二层辟有教学、进餐、手工艺体验等功能分区,将一层居住空间和三层经营空间分隔,以转角楼梯联结垂直空间。


为了确保设计方案符合屋主需求,设计团队于2020年1月勘探施工现场,3月向屋主汇报设计方案,4月同屋主、施工方确定深化方案,5月讨论施工合同细节,7月复勘现场最终施工交底,8月正式开工进场。营造方案由屋主主导,设计团队尊重屋主需求和当地风貌,在施工过程中积极对话协商,具体表现为以下三方面:


(一)共享节制、环保、可循环的生态理念


归柳杨宅的营造过程体现了侗族的生态意识,屋主遵循节制、环保的取材理念,提前组织伐树备料,召集亲友备齐木材158根,在所有木料上标记长度、头径、尾径等尺寸,避免浪费。


在空间设计方面,调和了传统风貌与功能实用,开辟了三处提供火源的场所:一是厨房,除了使用煤气的现代灶台,还在一旁垒筑了传统大锅灶,在激发当地传统食材味道的同时便于快速出餐;二是在一层客厅打造以杉木为燃料的壁炉,发挥明火的取暖效果;三是配置烧木炭的移动火盆,实现更加灵活、快速的取暖方式,增加围炉社交的功能空间。虽然安排有通气管道,但壁炉燃烧的部分烟雾难免留在屋内,这一点也被屋主加以利用:“我们这边有很多蚊虫咬,因为家附近都是粮仓,杉木烧出的烟正好可以熏熏虫,还有香味,这个房子才会防虫还好闻。”


木框架灵活的预制方式符合以互助经济为特点的侗族社会。在伐木、运送、立柱等环节,亲友和邻里通力协作,既完成体力活,又赠送吃食、建材等。主家多次举办酒席答谢,在对方造屋时提供同等帮助。社群在身体力行的建造过程中共享环保理念和营造技艺,而帮工和礼物交换,体现了社区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二)更新适应环境的营造技艺


为了抵抗山风、薄雾,归柳杨宅适应性更新营造技艺,改善侗屋的室内居住环境。


一是增强隔热保温性能。传统侗屋屋面铺小青瓦,夏季太阳直射情况下吸热量大,室内温度高;冬季若未盖紧实、未铺望板,散热极快。墙板通过企口方式拼装,助于通风的同时也易散失热量。虽然侗族采用底层架空、坡屋顶等方式阻隔地板热量和太阳辐射,但整体隔热保温性能较弱。归柳杨宅适当增加墙体厚度,在内侧裸露屋架立面外再加一层立面,中间保留约30公分空隙,打上龙骨,塞入隔音棉,提高隔热保温及防潮能力。


二是加强采光。传统侗屋以木板围合,只在居住区的上部开较小窗口,又受邻里屋舍遮挡,采光度普遍较差。为了引入更多自然光源,归柳杨宅沿交通动线错位植入3个竖向挑高空间:二层公共区域做整排玻璃窗,白天太阳光足够照亮室内,减少电力消耗;三层民宿区考虑到周边房距和邻里视线,只在坡屋顶开辟天窗;又在厕所旁建造半围合式阳台,引入斜射光源。屋顶天窗、三层外露阳台、二层通透立面不仅较好解决了侗屋采光问题,还有助于建筑与村寨对话。


在审美艺术方面,侗屋结合了传统习俗与现代生活环境。过去侗族有摆长桌宴接待宾客的习惯,通常由全村多户贡献自家矮桌,拼接成为长桌。设计团队在二层公共区域开凿长方形水泥凹陷台面,打造整张长桌嵌入凹陷内,既满足了多人进餐的长桌宴传统,又减轻了收纳负担,便于日常维护。此外,侗屋还设计有多处文化传播和展示空间:例如在二、三层楼梯边墙上,以木板搭建百宝格式壁橱,陈列屋主采摘的农作物标本以及传统农耕用具;还在民宿区的墙上悬挂装裱侗族传统手工艺及服饰的画框,颇有小型民族博物馆的雏形。


(三)增强主体协商和风险把控能力


侗族掌墨师是营造技艺的掌握者和木匠群体的总指挥,在外来设计力量介入前,更是整座侗屋的总设计师。设计团队介入使掌墨师主动或被动退让部分(甚至全部)设计权,一定程度上挑战了掌墨师权威。寻求合作却并非易事,二者要处理彼此的认知差异,只有将设计意图、规划逻辑转译成共通的图纸和施工文本,才能达成有效沟通。


归柳杨宅的设计团队采用驻场的方式,与匠师们同吃同住,互相指导。由于设计团队在以西方现代建筑设计为主的教育下,习惯从空间出发,通过方块体的多重组合搭建新的结构形式;掌墨师延续的传统木结构营造体系,善于通过排扇、穿枋的组合及连接,划分建筑空间。二者在营造现场有不同的处理策略:设计团队只需严格按照图纸数据操作,就能基本实现设计构思;而掌墨师在脑海设想结构,即使有简易图纸,也需在现场不断完善方案。


了解了匠师的营造逻辑,设计团队改善图纸和施工文本,将专业性较强的平面、立面、剖面等呈现方式,改为以排扇为单元的组建形式,使用掌墨师惯用的工作语言,便于掌墨师理解和排演结构。面对掌墨师无法准确接收设计意图的情况,设计团队选择用建立3D模型、制作效果图、甚至动手比划的方式,尽可能生动转译。在此对话协商过程中,二者尽量向统一的设计靠近,共同把控现场施工风险。尽管经验性的累积不同,但面对同一座侗屋的设计丰富性,依然在营造实践中成为一种可持续的合作力量。


结 语


营造一种可持续的民居,在遗产化的当今意味着与社会、生计、政治等形成复杂关联,并成为更广泛的环境议题的一部分,与发展相互制约。多元主体间的连接不仅在于人类与非人类间,更在于将所有存在作为广泛的自然文化集合中休戚与共的一部分。对其中任何组成部分的损害,都将对其他部分产生连锁反应。人类需要承认并维护自身及其之外的存在的权利,而对话协商模式,或可成为迈向这条进路的有益尝试。


黔东南侗屋产生于特定群体同自然互动的地方性知识。它的构造类似人体,以空间和动线划分肌肉和骨骼。人类因为不同时期的居住需求修补和改造侗屋,而其它存在,如虫蚁吞噬和山风侵袭,也会带来筋骨和血肉的消解与重铸。侗屋也是人体的外延,和自然界的一切生物竞生与合作。人类将火种移入火塘和暖盆获取光热,也因惧怕其风险学会制约和防范。


侗屋是一个聚集丰富类型与缠绕各种系统的有机体,每一个构成部分都需要技术语言和艺术语言的无间配合。其营造的思维与方法指向一种面对自然与生活本身的叙事,它出自劳作,由无数双手触摸,凝聚着传统知识和工匠尊严。图示和尺度是对经验的验证,时刻根据主体诉求和现实环境进行修正。


在此基础上,对话协商的侗屋营造提请人类行动者努力确保,认识、尊重、分享和增强被社区、群体和个人视为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知识和实践,这些知识和实践有助于理解主体间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关联,能够利用其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可持续管理自然资源,鼓励社区参与设计和营造过程,维护一切遗产持有者的利益,尊重其发展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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