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社会语境中，节日是在特定地域、民族或国家中约定俗成的一种周期性、仪式性的时间制度和文化活动，它与天时、物候的周期性转换相适应，以仪式展演为载体，通过社区成员的共同参与，表达和传递本土的历史、信仰与世界观，从而实现强化集体记忆、调适社会关系、凝聚社区合力、实现文化认同等目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信息化、旅游化、遗产化等浪潮的催生下，世界各地出现了节日大繁荣（festival boom）的文化景观，不仅节庆数量激增、种类繁多，而且主体和受众渐趋多元，价值功能发生很大转变，节日在社会建构和文化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学者们将这一现象概括为“节日化”（festivalization），并结合全球案例进行学术阐发。

国外学者普遍将节日化视为一种新兴的文化景观，从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地理学、音乐学、传播学等多个学科视角切入，结合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具体实践，阐释节日化的概念内涵、表现形态、当代价值等内容，产生了一批可圈可点的研究成果。法国学者伊曼努尔·内格里耶（Emmanuel Négrier）对节日化的界定较具代表性，认为所谓“节日化”是将过去定期的、持续的或季节性的文化活动进行重新组配使之形成一种新节事的过程，比如一些定期举办的爵士音乐会被整合重组成爵士音乐节；抑或文化机构（如电影院、剧院、艺术中心等）在特定时间和地点围绕特定主题开展节事活动的过程。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节日化是节庆数量爆炸式增长的产物，也是常规性文化服务“事件化”的结果。吕克·萨拉（Luc Sala）认为，节日化即事件化（eventification），它不仅是一种经济活动，还是一种社会现象，反映了社会变迁背后的心理状态，能够弥补人们在现代生活和虚拟网络空间中身体接触的匮乏，以及过度物质化世界中生存意义的缺失。罗奇（Roche）则强调节日化的影响，认为节日化指的是节日对特定社区所起的作用和产生的影响。瓦尔德马·古特尼（Waldemar Cudny）持类似的观点，他在考察城市空间节日化现象时指出，节日化可被视为节庆的发展变迁及其影响城市空间各要素的复杂过程。吉布森（C.Gibson）和康奈尔（J.Connell）等人则关注到节日对于偏远乡村或社区的特殊意义，认为全球化与流动性打开了偏远乡村的大门，节日化为他们提供了融入世界舞台的途径。安迪·贝奈特（Andy Bennett）等人基于对世界各地节庆的考察，提出“文化节日化（the festivalization of culture）”的概念，认为在文化概念日趋碎片化的当代，节庆是文化多元化、人口流动性和全球化进程的产物，同时也成为传递身份认同、社区价值观、地方性和归属感等深层文化意义的重要载体，文化节日化正以多重路径深刻形塑着当代日常生活图景。格雷格·理查兹（Greg Richards）以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现代节庆为案例，讨论了“社会节日化（the festivalization of society）”与“节日社会化（the socialization of festivals）”现象，他认为，与欧洲其他地区相比，该地区举办的各类节庆明显缺乏商业色彩，更多地被视为一种与政治紧密相连的社会工具，其功能已从促进经济发展转变成激发人们参与文化活动、促进社会融合、提升社会凝聚力等。此外，还有研究关注到城市节日化，文化生产节日化，“非遗”节日化，等等。总体而言，国外学者主要基于西方案例，深入阐释了节日化、文化节日化、社会节日化等概念，初步搭建起节日化的理论框架，为我们提供了颇具启发意义的前沿范式与学术视野。

国内学者较早关注到传统节日在现代社会语境下的转型变迁与创新利用，并用批评的眼光加以审视。张青仁认为，“节日日常化”和“日常节日化”是当下中国节日生态的缩影，也是政府、社会力量等多元主体参与重构中国节日体系的结果，这一节日生态在满足民众多层次诉求、丰富中国节日构成的同时，也消磨着节日对日常生活补偿的意义功能，使其成为现代社会机械生活的组成。黄龙光提出“泛节日化”概念，用来描述传统节日的诸多乱象，认为“泛节日化”是出于某种政治或商业目的将传统节祭、固定集会等资源进行节日化建构并打造成新节日，或是仿冒民俗人为凭空制造一些带有消费时尚的类节日。这一现象或将导致一种“唯节日论”的节日泛化社会状态。毛巧晖基于瑶族盘王节、鄂伦春族玛印节等案例分析了节日遗产化现象，认为在遗产化过程中，节日进入社会“公共”领域，其文化内涵被挖掘与凸显，成为旅游或文化创意产业资源活化或整合的重要场域。同时，节日也被一定程度地标准化和规范化了，其本身的神圣性渐趋消解；多元主体参与建构，原有主体被边缘化，从而影响了节日的传播与传承，这与“非遗”保护的初衷相违背。以上，无论是“泛节日化”“节日遗产化”，还是“节日日常化”“日常节日化”，其实都是“节日化”的具体体现。裴齐容等人直接采用“节庆化”概念探讨了澳门文化治理中的节庆模式，认为节事活动是澳门社会调节的重要方式，节庆化实践能在多元文化空间场域中激活和展现各类节事活动意义和内涵，映射不同的文化背景，推动多元主体互动。节庆化形塑了澳门多元文化空间的集体记忆、文化认同和旅游目的地形象。此外，不少学者对中国城市中的节日化现象作了思考和分析。上述关于中国社会节日化的研究为学界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案例，在理论阐释、视角观点等方面亦具启鉴意义。

摆古节，拍摄者滚明建，2025年7月。

需要注意的是，国外节日化的研究多聚焦音乐节、电影节、戏剧节、舞蹈节、文学节等新兴节庆活动，兼及欧美各国以“宗教纪念日”为核心的西方传统节日体系，关注的重点是城市空间中的节日化现象，强调节日重构给社区带来的影响。国内的研究则主要关注依托“阴阳合历”（夏历）、旨在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中国传统节日的现代转型，兼顾新兴的地方节庆，考察的重点是乡土社会中的节日变迁及其困境，强调节日化进程中传统节日的遭遇。研究对象的不同则意味着概念使用的差异，我们在运用“节日化”概念时不应照搬西方的结论，而是要结合中国本土实践，在概念内涵、分析框架、方法论等方面构建中国特色的节日化理论阐释体系。

综上，作为一个兼具描述性和批评性的概念，“节日化”是对现代社会语境下节日被创造性重构或创新性利用现象的概括和总结，它描述了传统节日转型变迁的过程以及新兴节庆的发展样态，揭示出节日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互动的内涵、特征与规律，其核心要义在于利用传统节日的组织优势、展演魅力、狂欢特性、聚集效应和象征意义，有意识地、策略性地重塑节庆活动，以服务于特定的经济、政治、社会或文化目的。作为当下全球社会文化发展的新趋势，节日化既是一种文化策略，也是一种治理手段，它与全球化紧密相连，并与遗产化、数字化、旅游化等趋势一起组成全球文化景观。

当下，节日除继续在社区中发挥传统影响力外，还承载着官方的愿景与使命，蕴含着巨大商业潜力，吸引多方力量不断介入，正日益成为多元主体共谋、多种利益杂糅、多重策略交织的实践场域。这种节日化的趋势契合了当代社会的发展需求。首先，节日化是社会治理，尤其是文化治理之需。官方推进节日化的主要目的是改造和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节日形式，使之成为政策宣传、文化治理的平台和抓手，比如推行移风易俗、建设精神文明、振兴乡村文化、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等。其次，节日化是官方、企业和民间构建文化认同、增加经济效益、形塑地方形象、提升地方知名度之需。在文旅深度融合的背景下，推动节日化，宣扬节日承载的地方文化特性，成为地方政府塑造旅游目的地形象、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成为商业资本宣传企业形象、获取经济收益的重要手段，也成为社区民众激活历史记忆、延续社区传统、构建文化认同的重要途径。如台江姊妹节、雷山苗年、镇远龙舟节等，都是地方政府塑造本土形象的成功案例，每次举办都能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和社会效益。最后，在文化传播层面，节日化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讲好中国故事、增强中华文明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之需。传统节日与生俱来带有乡土性、现代性、民族性、狂欢性、开放性与传播性，具有跨越时空与国度的独特魅力，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既能讲好中国“非遗”故事，又能展示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村BA”和“村超”在海外成功出圈即为明证。

总之，节日化是当下一种尤为显著的文化景观和创新性文化实践，正促使传统节日进行创造性重构，具体表现在，节日数量激增，时空场域、组织形式、节俗内容被重新组合或编排，文化内涵、价值功能等被不断发掘，以回应时代变迁与社会需求。

在节日数量层面，节日化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各类节庆数量爆炸式增长，形成“大节三六九、小节天天有”的节日奇观。主要有两种趋势，其一，传统节日的创新利用，即“再造”传统，旧节日出现许多新内容，尤其在传统节日被列入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之后，政府办节的热情更加高涨，对节日的干预也越来越多。其二，各地“造节运动”此起彼伏，新创节庆不断涌现。许多地方因俗设节、因事造节，将地方习俗、社会记忆重组并打造成形式各异的节庆。比如，台江敬桥节，剑河抬狗节，福泉杀鱼节，三都敬霞节，石阡敬雀节，黎平侗族大歌节，从江开耕节、秧门节、泥鳅节、插秧节、洗耙节、禾花节，等等，均由地方习俗或农事活动发展而成。

侗族大歌传歌节，拍摄者李生柱，2025年9月。

在节日时空层面，传统节日的空间被重塑，时间被重新编排。节日是一种时空文化综合体，它依赖时间维度，通过循环往复的周期性仪式构建超越日常的时间结构，营造“非常”的狂欢时刻，调节生产劳作节奏；也注重地理空间，社区是节日形成与传承的基础土壤。通过时空维度，节日成为一个“非常”的特定的象征性场域。因此，传统节日一般具有固定的时间节奏（即节期）、约定俗成的仪式程序（即节俗）和相对固定的举办地点，由此构建的社区文化体系也是相对稳定的。节日化的到来打破了传统节日原有的时空场域。为适应旅游、商业、宣传等活动需求，节日被从本土语境中剥离出来，搬到公共舞台或文化场所，节期从一年一度变成反复展演，以呈现更具吸引力的表演效果，满足观众的视觉消费。在肇兴侗寨景区，谷雨节、六月六、月吔大歌节、侗年等成为民俗表演与游客狂欢的庆典。在丹寨万达小镇，春节、元宵节、春耕大典、端午节、丰收大典、苗年、蚩尤节、翻鼓节、芦笙节等各类节庆被搬至景区，成为招揽游客的招牌。另外，数字媒介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拓展了地方节日的传播范围，节日空间被无限蔓延，成为地方性与全球性共存的场域，呈现出跨地域、跨族群、跨国度、跨文化的特征。壮族三月三、苗族四月八、瑶族盘王节、傣族泼水节等已从族内庆典转变为多民族共享的节日，成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空间，有些甚至远播海外，产生广泛的国际影响力。

在节日组织层面，传统节日的组织者多为寨老、族长、会首等社区精英；办节经费往往由社区自己筹集，或用集体财产，或由民众自发捐助；组织方式依赖世代传承的地方性知识，遵循约定俗成的规约，主要面向社区内部成员，以强化集体记忆、促进社区团结为目的。在节日化语境中，政府、企业、学者、游客等深度参与节日，组织者、参与者日趋多元化，节日成为多元主体共谋的对象，各种权力在此交织相遇，曾经的节日主体—社区民众变成表演者，甚至沦为旁观者；办节有了政府拨款或企业资助，经费更加充足，来源更加多样；组织方式借鉴现代大型节会或商业模式，讲究策划营销，注重氛围营造，如增加入场式、开幕式、舞台化表演等内容，以吸引更多的外地观众与社会关注。

节日中的社交，拍摄者李生柱，2015年7月。

就节俗内容而言，传统节日的仪式程式较为固定，用神圣性和象征性的仪式表达地方性知识，并传递蕴含其中的历史记忆、信仰体系与价值观念，体现社区民众的文化与身份认同。在节日化过程中，政府、资本或社区精英对地方节日进行工具化改造或策略性利用，不仅决定活动的主题与宗旨，还重设节日流程，如此一来，传统节俗被解构或压缩，蕴含其中的历史叙事与集体记忆被灵活性、模糊化处理，地方性知识与价值观不再是表达的重点，取而代之的是更能展现地方形象和带来欢乐氛围的歌舞表演、服饰展示、互动游戏等，依据新的模式重组而成的表演类节俗大幅增加，体验感与传播性增强。比如，在西南少数民族新兴节庆中大量出现的民族服饰、歌舞、农耕器具等元素，以及抓鸭子、抓鱼等活动，被视为“原生态”的标识，契合外来者的猎奇心理与浪漫想象，故而备受欢迎。

在功能层面，传统节日是一种群体性的社会交往活动，其公共性主要面向社区内部或社区之间的交往，这是一种有限度的公共性。所以，它的核心社会功能是通过循环往复的活动构建社区及其群体（或曰地域共同体）的文化身份认同、传播其世界观与价值观，进而实现动员民众、凝聚人心、调节情感、强化记忆等作用。尽管在节日化语境下，传统节日仍在部分地延续原有功能，但其往往被赋予更复杂的实践意涵。当节日开幕式背景板上出现诸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承民族文化”“保护文化遗产”等口号，当节日现场挂满企业祝贺的横幅标语，这意味着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与价值功能被无限挖掘、扩大与凸显，从特定群体的狂欢演变成开放共享的庆典，从相对封闭的社区仪式演变成践行官方意愿、促进地方发展等的重要场域，在家庭、社区或地域社会生活中的角色、地位和意义发生深刻的变化。易言之，节日化正让节日逐步脱离其赖以生存的社区与群体，转向迎合官方、媒体、资本、市场、游客等主体，节日的政治与商业属性被极大开发，成为一地一域形象建构的载体、经济发展的抓手、社区治理的手段、社会调节的场域、文化传播的工具等。

四十八寨歌节，拍摄者李生柱，2022年7月。

综上，作为一种时间制度，节日蕴含的丰富文化特性使其成为一种可资利用的历史遗产、文化资本与治理手段，这正是当下节日化能够快速推进的前提条件。历史经验表明，每逢社会剧变期，节日总被政府、资本、精英等征用、改造，以服务国家和社会建构，满足地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利益诉求。种种迹象表明，我们已进入一个节日文化大繁荣的时代，节日已从单纯的祭祀庆典转变为集政治宣传、经济发展、社会流动、民族交融、文化治理、文明互鉴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事件，官方愿景、资本追求、民间诉求、外来需求等都能在节日化中得到回应。节日化已然成为当下社会文化变迁中一种不可逆的新趋势，也是国家和地方进行社会治理的新尝试。

需要强调的是，节日化并非一种全新的社会文化实践模式，而是传统节日和民俗文化创新性发展的结果。虽然新的形式内容层出不穷，但节日化进程仍然需要从传统中汲取力量，新旧节俗并存是其常态。这表明，节日化不是单一的线性运动，而是多重权力关系运作下的动态博弈过程，它创造出一种多主体共享的、多元文化共生的实践场域。由此观之，现代语境下的节日不再仅仅是一种时间制度和生活方式，还是一种作用于社会关系之上的治理模式与交流载体。

随着节日化的快速推进，批评之音伴之而来。主要集中在，其一，节日神圣属性渐趋消解。过度的舞台化和展演化消解了节日本身的神圣性，使之沦为以短暂娱乐体验为主要目的的集会。节日失去原有的神圣意义，失去当地人的信仰支撑，也就意味着失去传承的内在动力。其二，节日价值的异化。过度追求经济利益的商业化在一定程度上异化了节日在社区生活世界中的价值，破坏了社区民众对节日的认同感和体验感。其三，节日流程统一化，节俗内容同质化，节日时间体系瓦解。节日化将属于社区内部的文化资产变成公共性的文化服务，这不可避免地带来节俗内容流程化、模式化、同质化的风险。其四，节日依赖的公共制度式微。政府、资本或游客的过度介入导致核心群体被边缘化，节日传承主体由地方和民众转向全球和市场，社区与节日的关系日渐疏离，节日组织所依赖的传统公共制度受到冲击。一旦节日之于社区的原有意义消减，必将损伤节日的基本内涵、公共属性与内生动力，造成不可持续性的后果。可见，节日化不可避免地对传统节日造成冲击，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然而，节日化并非洪水猛兽，它的进程并不意味着传统必然式微，相反，它为传统节日的创新发展提供时代契机。一言蔽之，节日化是传统节日在现代社会中必经的转型，也是当代中国文化治理必须面对的问题，需科学应对。

第一，节日化不能以背离节日初衷为代价。节日之所以存在，是为了满足人类对生活意义的追寻。因此，推行节日化，除了追求物质层面，更应注重精神层面，回归节日原有意义。应充分尊重和保护社区民众的“生活态”，让他们在节日化过程中获得文化自信和尊严，产生参与感、获得感、幸福感和认同感，这是节日传承延续的内生动力，也是节日创新的前提基础。

第二，节日化应倡导以民为本的文化建设原则，凸显当地民众主体性，发挥社区自治与组织能力，创建共商共建共享的节庆组织和参与模式。节日化是一次多元主体博弈、协商和共谋的互动过程，越来越多的主体参与其中，给节日传承带来不确定性。然而，节日归根结底是社区的节日，社区民众是节日组织与参与的主体。因此，越是推行节日化，越要尊重民众的首创精神，倾听社区内部的声音，把话语权归还民众。只有凸显民众在节日中的主体性地位，才能凝聚人心，既培育社区成员的群体意识，又充分释放其个性，以此抵御个体疏离、个人主义至上等弊病。中国乡土社区具有对内封闭、对外开放的属性，具有强大的自治能力和组织技术，能通过内部不断调试来适应新的发展变化，有足够的智慧和技巧应对“节日化”带来的挑战。譬如，作为贵州节日化的典型实践，“村BA”和“村超”的成功离不开苗乡侗寨的寨老、族长、乡贤等村寨精英的创造性“发明”，也离不开议榔、合款等民主议事传统和基层善治经验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第三，构建和谐共生的节日文化生态体系是节日化的应有之义。节日连接着传统与现代、地方与全球、政府与市场、乡村与城市等多重关系，能够构建多元关系共存的社会秩序、促进良性社会交往、消减显性或隐性社会风险等。在节日化过程中，多元主体互相博弈，复杂纠缠，需要利用节日中蕴含的善治经验与组织智慧，协调相互交织的权力群体，平衡多方利益诉求，构建多元主体合作共赢、多种文化平等交流的和谐生态。唯有如此，节日的文化内涵和价值功能方能被充分激活，才有望形成一种以“节日化”为核心的文化治理新模式。

第四，节日化应积极拥抱数智技术，构建中国节日数字化传承保护的新范式。利用数字技术手段抢救性拍摄记录各民族、各地区的传统节日，然后进行智能化整理，建立节日文化数字档案库或数据库。在这方面，文化和旅游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组织实施的“中国节日影像志”“中国节日文化数据库”等项目具有开创性和示范性意义。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技术为传统节日的创新性应用提供了无限可能性，其中的关键在于改变了参与者与节日的互动方式，让不同的参与者能够超越节日的物理空间、在线上虚拟场景中体验节日活动，强化了节日的互动空间特性。这些新模式、新变革需要给予重视。

综上，中国节日文化是一种与古老农耕文明相匹配的时间制度，也是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资源。当下，节日化实践在大江南北方兴未艾，各地区、各民族的节日已然被卷入全球、市场、旅游、遗产、保护、创新等时代主流话语之中，传统节俗的现代重构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而这一变迁过程所呈现出来的多元嬗变的社会文化景观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广阔空间。中国本土节日化案例十分丰富，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等多重议题，呼唤多学科参与、跨学科研究，迫切需要全面调查和理论创新，从而开拓中国节日研究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新境界。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