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舞蹈从娱神到谋生的功能转变，反映了文化实践在社会变迁中的动态适应与文化转译。反排木鼓舞是贵州省台江县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如今已成为当地乃至贵州省的标志性文化符号。在当代“非遗”艺术实践的影响下，反排社区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传播进行了深刻的文化转译与再造。反排木鼓舞最初源自苗族每十三年举办一次的鼓藏节，是一种祭祀性舞蹈。随着时代的变化，反排木鼓舞逐渐演变为兼具多重功能的非遗文化品牌与表征符号。从“为神而舞”到“为生计而舞”，这一转变反映了文化遗产在特定时空背景下的适应性调整及其文化再生产的过程。基于反排村的田野民族志考察，文章认为反排木鼓舞在多主体传承、多地域传播和多维度创编的过程中，改变了反排社会的文化心态、生活方式、生计观念与审美风格。通过不同空间中的文化再生产，反排木鼓舞的文化意涵与社会功能不断演变，几乎重塑了当地社区的整体文化景观。

反排木鼓舞；文化再造；

生计变迁；景观重塑

“我们村很多出去打工的都是从跳舞开始，跳舞改变了我们，也改变了全村的生活。”这是笔者在贵州省台江县反排村调研时，当地人普遍发出的感慨。反排木鼓舞最初是源于当地十三年一次鼓藏节的祭祀舞蹈，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它已逐渐演化为具有多重功能的文化品牌与表征符号。过去，这种舞蹈是为神而舞，而如今，它更多地为生活与生计而舞。作为一种自觉的文化遗产，反排木鼓舞的演变体现了文化转译与再生产的过程。当人文景观被纳入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范畴时，不同主体对景观的诠释逐步影响并塑造了乡民的生存观念、行为模式、社交结构以及地方归属感。反排的景观呈现不仅依托其传统的自然地理元素，还融合了“非遗”“文化旅游”“景区”“现代化”等多重发展意涵。社会变迁与多方力量的共同作用，不仅在艺术与人文层面影响了反排村的社会心态，也深刻改变了其文化再生产过程，最终重塑了反排木鼓舞的符号意义与社会功能。在反排木鼓舞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后的十余年间，整个村庄的社会空间与文化景观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一过程既源自当地人的主体性选择，也深受外地文化实践尤其是舞蹈艺术的影响。此外，随着旅游开发的推进，反排逐渐演变为多主体交汇的空间，村民、政府与游客在景观重塑过程中各自融入了对反排的凝视和理解，展现出“他者”视角下对反排景观的多重解读。

作为当地苗族的典型符号和文化名片，反排木鼓舞夹杂了现代语境中的旅游、商业（生计）、娱乐等多重元素，形成一种文化集丛式的舞蹈艺术。反排木鼓舞常作为商演经济中的压轴节目，与当地“多声部情歌”“芦笙舞”等民族文化共同构成当地“特色文化”的演出体系以及“他者”视域中的特色民族景观（ethnoscape）。在村寨内，以留守妇女群体及部分中青年男性成员构成的表演队专门为造访村落的游客进行表演；许多反排人还走出村外，与其他舞蹈爱好者组成众多舞蹈团队，这些团队广泛分布于贵阳等地，隶属于当地的餐饮公司，他们将舞蹈艺术与餐饮服务相融合，推出系列“综合体验套餐”以推广民族文化并促进经济互动。

关于反排木鼓舞的研究，学界在舞蹈程式的功能转换、民俗体育及口述材料等方面进行了大量探讨，尤其是从体育遗产、行动者网络及体育人类学等视角的分析，为该舞的研究拓展了新的方向。这些研究深入挖掘了反排木鼓舞的多重面向，对于理解舞蹈艺术的文化根源与功能意义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对其整体空间的文化变迁却难以详实论述。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深入探讨反排村近十多年来所经历的文化转型与再造过程、当地舞蹈的创新与传播，以及这些变化所触发的社会景观变迁。具体而言，本文力求解答以下几个核心问题：反排木鼓舞是如何跨越其原有的祭祀神圣性界限，逐步转型为一种专门的表演艺术形式的？在经历了转译与再创造之后，这种舞蹈又是如何重新塑造当地的族群认同、心理状态、空间布局以及社会人文环境？本文还将探讨反排木鼓舞在现代化背景下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它如何作为文化交流的桥梁，连接不同地域与族群。本文所提到的景观（landscape/spectacle），是基于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的“全球文化景观理论”（Theory of Global Cultural Landscapes），对反排村由反排木鼓舞引发的文化再造与多重景观重塑进行论述和分析，从而理解其在景观生态、文化景观、景观美学与空间景观等方面的变迁。在此基础上，本文剖析了反排木鼓舞所引发的文化裂变与再造，以及乡村景观的重构，以探讨在文化原真性得以较为完整传承的村落中，文化、空间、社会与民众心理如何反复跨越，进而促进“村—民”共同体的形成，并逐步加入塑造自身文化传统的行列，从日常生活中寻求文化艺术展演的方式。

反排村位于贵州省黔东南州台江县的方召镇，距离县城26公里，是一个传统的苗族村寨。从历史脉络来看，反排村的由来主要以迁徙说为主，起源地主要是江西和湖广等地。根据村民的说法，大多数人认为其祖先是由江西迁徙而来。反排苗族的服装通体黑色，只有中间的腰带由绿、红、紫和深蓝等颜色的彩线混合制成。年轻女性穿着及膝的短裙，头发盘起，佩戴花和银饰；中老年妇女则头戴黑色披肩的布帽，披肩部分也可挽在头上。男性的服装同样通体黑色，头戴宽厚的圆帽，整体庄重而神圣。

1956年，“贵州湖南少数民族历史调查组”成员赴台江调查时被反排木鼓舞独特的艺术形式吸引。经过组内成员余富文的推荐，当地政府和村里文化精英开始组织队伍在国内外进行表演。通过编排将传统祭祀时单一的圆圈队形调整为方形与圆形的交叉表演。此后，反排木鼓舞作为民间体育舞蹈的代表，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全国首届农民体育运动会，展演方式也随之发生了诸多变化。反排村积极抓住这一舞蹈扬名的契机，逐步将反排木鼓舞打造成反排苗寨对外文化交流活动的艺术项目。村民们充分利用这些演出机遇走出村落，在超越传统生计模式的框架内，推动了村落的现代化转型，也刺激了反排木鼓舞的进一步流变。在活态传承与传播方式的影响下，舞蹈的文本（动作、鼓点、队形、服饰等动作语汇）与多情境下的表演逐渐形成一种面向多主体的舞蹈景观（choreoscape）。

反排村经济结构多元但规模小，含水稻种植、稻田鱼养殖、家禽家畜养殖及旅游服务。传统生育观念致使家庭人口普遍较多，村内传统经济难以支撑家庭开销，因此年轻人多外出打工。其中相当一部分家庭在舞蹈队工作。如果夫妻双方（如阿美，[由于受访者众多，除了本文所涉及的个案研究主要对象，其他受访者均以FP00（反排）的形式进行编号]）都在舞蹈队工作，基本可以养活自己的家庭。舞蹈带领反排人走出去，帮助他们在与外部世界的接触中了解不同的生活方式。许多舞者还主动借鉴不同的表演风格、服装和展演方式，进而影响整个村寨的发展观念。他们改变传统的建筑风格，更换装修材料和家居用品，在保留传统信仰习俗的同时，又形成了新的认知格局。反排人还利用反排木鼓舞和多声部情歌等地方特色发展旅游业，凭借自身的民族特色为外地游客提供歌舞套餐等特色服务，许多家庭还将多余的房间用于经营民宿，以赚取一些生活费用。这样的经济景观正是阿帕杜莱所说的金融景观（finanscape）的区域性呈现，反排村当前“村-民”共同体的经济模式所形成的网络框架映射了该社区在经济结构、市场动态及文化认同（ideoscape）方面的塑造。

反排节庆中的木鼓舞，作者供图。

为深入探讨反排木鼓舞对反排村及反排群体的多重景观重塑，笔者曾两次前往反排村进行实地调研，与村民同吃同住。在近距离观察反排村的自然环境、建筑风格、居民生活状态及社会结构后，对反排村的社会文化现象进行了异质性分析，特别关注反排木鼓舞这一富有历史底蕴和文化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代社会的多维变形。通过与反排村的舞蹈传承人、普通村民、鼓藏节鬼师、反排木鼓舞的村内演员以及村外舞蹈团专业演员等群体的访谈，笔者获取了丰富的一手材料，更理解了反排木鼓舞在当地社会中的景观模态和生计价值。在反排木鼓舞的外出系列表演中，阿格是一个关键人物。1990年，反排木鼓舞表演队在中南海演出，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赞赏与鼓励。彼时，阿格已是舞蹈队的核心成员，之后她回到贵阳并一直担任舞蹈队的队长，直到2022年才退休。

在反排传统社会中，反排木鼓舞承载着深厚的祭祀意义和族群记忆，是苗族祖先精神的象征，也是与祖先沟通的重要方式。随着时代的变迁，反排木鼓舞逐渐走出传统的祭祀圈，成为一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化现象。在商业演出的推动下，反排木鼓舞的动作语汇不断丰富。为了迎合娱乐性的展演需求，其队形、服饰和内容也变得更加复杂多样。民间艺人对传统舞蹈的改编与创新，加之地方政府和旅游部门的积极推广，使反排木鼓舞成为具有现代性的传统村落文化名片。杰克逊（John Brinckerhoff Jackson）认为，景观是一个由人创造或改造的空间综合体，是人类存在的基础和背景。这种区域文化景观的生成不仅关注舞蹈的生成环境，还广泛讨论全球化背景下舞蹈项目的样态变迁，包括传统舞蹈的创编、非遗舞蹈的生成空间、改编环境、传承需求，以及作为节目展演的舞蹈“前台”与“后台”场景和舞蹈生境的原始空间景观的嬗变。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反排木鼓舞俨然成为改造当地村落的催化剂，共筑了村寨的社会集体记忆。

反排二月二敬桥节，作者供图。

（一）人神共舞：

从历史记忆到族群文化

反排木鼓舞起源于苗族的迁徙传说，先祖因生活环境困苦，被迫迁徙，历尽艰辛，最终抵达黔东南的反排。先民们在闲暇时模仿自然生灵的动作，并从啄木鸟啄树发出的咚咚声中得到启发，创制了木鼓。在丰收节庆中，他们将舞蹈传授给亲友，大家共同起舞，娱神庆祝，代代相传。木鼓在苗族社会中承载着深厚的族源记忆，传说始祖“蝴蝶妈妈”诞生于古枫树，因此击打木鼓具有唤醒先祖、与神灵共鸣的祭祀意义。反排木鼓舞中“拔草砍柴”“播种丰收”“踩虫游泳”等甩手拐脚、甩臀翻转的动作展现了族群迁徙的艰辛与生存智慧。如今，多数反排人认同的木鼓舞结构分为五个章节。不过，村中一些老人认为舞蹈并不限于此，关于舞蹈章节的说法主要有三种：一是延续至今的五个章节；二是七个章节，其中有两个章节只能在鼓藏节上表演，目前村里仅有一位年逾七十的老人还掌握这部分内容；三是部分早期舞者认为，木鼓舞的章节远不止五个，在传承过程中，尤其是打击牛鬼蛇神的年代，遗失了许多章节。

这五个章节分别是出门舞、砍柴舞、播种舞、踩虫舞和丰收舞。反排木鼓舞的传承人万政文言：“我们这一支就是当时先祖因为地少人多，决定迁徙，一路来到反排后就在这里定居了。”其中，出门舞（苗语音译为“略高抖”）表现先祖出门时的毅然；砍柴舞（也叫亮刀舞，即“高抖大”）展现迁徙途中克服的艰难险阻；踩虫舞（“略扎霞”）描绘先祖去世后守护其遗体而“踩虫”；播种舞（“扎霞露”）则描绘定居后共建家园的情境，最后以丰收舞（“虾蒂福”）表达丰收的喜悦。舞蹈情节深刻映射苗族先民的历史变迁，其肢体演绎与鼓点节奏紧密对应，形成严谨的叙事结构。总体来看，反排木鼓舞发展至今，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见表1）。

表１ 反排木鼓舞的发展阶段

在人为能动因素的改造与商业演出娱乐性发展的影响下，反排木鼓舞在艺术展演中经历了转译与再造。舞者们选择性地融入多种民族元素，通过身体表现来展现和标识自己的族群文化。一位村民告诉笔者：“我们第一批去跳那个舞的时候还是很原始的，但是大概改了一下队形。现在他们好多就是把那五个章节挑一些出来，编一下，还是我们苗家的木鼓舞，（因为）大致内容还是按照以前的（那种来）跳嘛。不过我小时候那时候，我们只有在鼓藏节才跳。但是那时候都不像现在这样（系统），那时候是很重视很严肃的，我们祖先怎么来的，一路上遇到的困难，以及我们到反排后的生活。”（FP01，55岁）他们是去中南海表演的一批舞者，现在都已年过半百。那时候的反排木鼓舞就已经吸取现代舞蹈的队形，结合自己民族的动作特色，对已有的民族文化进行了再造与包装，跨越历史记忆并增补现代性元素，从而实现了从“娱神”到“娱人”的转变。他们将动作放大，将传统的黑色服装换成色彩鲜艳的红色、蓝色，并改编舞蹈呈现的空间调度，以迎合现代观众的审美需求。正如陈玉秀所言：“舞蹈的处境在现代社会，时而特技化、功能化，时而煽情或艺术。”该舞蹈在不同文化媒介的推广与展示下，使反排村民深入了解到村外更广阔的社会生活。

（二）以舞为生：

生计转型与文化传承的平衡与再造

族群的生计选择，作为社会文化生态系统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混合了该群体与自然环境、历史传承、社会结构以及经济变迁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族群的生计选择还蕴含着深刻的社会文化逻辑和历史记忆。反排村的传统经济结构主要是以农业为主的田园经济，以此供给家庭生活，这样的经济结构在当下的反排村寨仍然十分常见。然而，随着教育与乡村现代化发展的需求，以往的生计方式已不能满足家庭的经济需要，因为仅仅依靠传统农业和小型养殖会使有孩子上学的家庭难以为继。幸运的是，反排木鼓舞等艺术资源给反排村带来了新的生机，许多村民凭借从小就跳的木鼓舞、芦笙舞等成功入选舞蹈队，开始以舞蹈为主业赚取收入，村寨也结合其民族特色和旅游项目，开始发展舞蹈经济。

阿格如今是村里的妇女代表，她身材瘦削，气质出众，三十多年的舞蹈生涯让她浑身散发出一种优雅淡然的气质。初次见阿格时，她正兴奋地在村里的广场上带着两岁的孙子跳木鼓舞，她教孙子用力：“（踩虫舞）先踩一脚，再旋转一下，脚下发力，（因为）一脚踩不死，所以要旋转一下，将虫踩死。”因为可观的经济收入和对舞蹈的热爱，阿格一直以舞蹈作为自己的职业。对于从小在歌舞中长大的反排人而言，舞蹈改变了他们的生存观念与生活模式。“一开始我们去老凯俚的（工资）是1200，我去了之后慢慢涨到1600，然后又到两千多，后来稳定到了6000的底薪。”阿格在贵阳老凯俚酸汤鱼的歌舞团工作了15年，她用跳舞的收入在贵阳买了房子，还将老家的吊脚楼翻修。阿格的舞蹈生涯不仅为自己提供了生存能力，更是以舞蹈艺术来达成对自己身心的疗愈。舞者的经验与身体实践之间难以割裂的关系，使得舞蹈的具身展演与经济的关联成为舞蹈景观中的核心表现要素。在西方学术语境中，艺术被视为人类生活感悟与生命理解的结晶，通过主观视角展现客观世界的影响，而身体语言在舞蹈艺术中则扮演了核心媒介的角色。这一观念不仅强调了身体作为表达工具的独特性，也凸显了舞蹈在展现人类情感、认知及社会文化方面的纵深度。

阿格与众演员的舞蹈彩排，作者供图。

阿格的叙述表现出她对反排木鼓舞的别样情感，因为木鼓舞给她的人生带来了重要的转折。他们在跳反排木鼓舞时，会对动作鼓点进行较小的调整与改变，以寻求舞蹈韵味的传统和表演需要之间的平衡。很多当地人和游客会质疑该舞蹈在商业化和动作转译改编过程中失去了其本真的韵味，因为调度改变或者局部动作变换，往往就能听到其他舞者或观众表示，“我们以前不是这样跳的”“这和我之前见过的有点不一样”。原真性其实是一种本质主义的核心预设，承载着显著的范式导向功能，往往通过建设者与具体情境间的动态互动而得以彰显与深化的意图。从这个意义出发，也能理解阿格作为队长，不仅要考虑舞蹈的传承传播，还得考虑大家的生计问题。迪安·麦坎内尔（Dean MacCannell）曾援引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前台-后台”理论框架，剖析观光现象中复杂且动态的戏剧化展演过程。他认为，正是“后台”区域所蕴含的隐秘性与封闭性特质，构筑了“前台”展示的真实可信性的基石。观者所目睹的，往往是经过精心策划与修饰的“舞台真实”，这一表象虽经雕琢，却不妨碍部分观者深入“后台”领域，以探寻更为本真、未经修饰的“洞察”体验。由于文化艺术是在不断变迁的，因此“原真性”问题难以在活态传承中被清楚阐述。对于反排木鼓舞而言，村里人尤其是专业的舞蹈队成员都十分注重改编的平衡度。在核心动作演绎的基础上微调或选跳等这类改编基本都是能够被普遍接受的。

（三）舞出心裁：舞蹈生计与多元经济

从舞者的具身经验可以剖析这种社群文化在异域空间的表达。反排的舞者经历了从祭祀节日到节目展演的“后台——舞台——前台”的转换，最终将舞蹈视为他们经济来源的“技艺”支柱。尽管阿格已经从舞蹈队退休，但她的儿子和儿媳依然活跃在舞蹈队中。她的儿媳身材纤细灵动，如今也凭借出色的舞蹈功底和表演能力担任舞蹈队长。阿格一家都对这种表演经济抱有积极的期待。“我们就是想一直跳舞，因为待遇不错，工作稳定还轻松，去哪个队都差不多。”（FP06，阿格女儿，26岁）对阿格一家来说，在舞蹈队的工作足以养活家庭，还能保持生活的松弛感，这也是大多数舞蹈队表演者的共识。然而，对于家庭经济稍有压力的阿美一家来说，他们有不同的打算。阿美在老凯俚的分店待了十余年，她更倾向于用“工作”而不是“舞蹈”来描述她的家庭生计情况，并将自己称为“打工人”，以此表达对工作的疲惫感。在向笔者介绍今后的打算时，阿美的工作群里正播放着主管对员工休假的训诫，显得有些不耐烦。她告诉笔者：“现在跳舞的人很多，大家都会跳，而且我现在都三十多岁了，还有三个孩子，也跳不了多久了。我们的朋友们都去自己开了店，做老板，他们邀请我们一起开店。而且我们也会唱歌跳舞，了解这个模式，我也想自己单干。”

反排木鼓舞舞蹈退役演员，作者供图。

舞蹈经济的兴起促使艺术家注重创新与市场需求结合，他们通过艺术推广提升文化内涵和品牌特色。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于人们的思维和选择，进而影响了舞蹈生态的整体发展。阿美朋友的成功让她看到了希望，而十多年的工作经验则使她对类似市场和自身的“比较优势”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她期望自己能从“舞者”变为“创业者”，从而把握自己的生活。这种自我意识的觉醒重新定位了他们的“我者”身份，并依托其丰富的社会经验追求更好的生活。村里另一位与阿美年纪相仿的女性（阿水）创业失败，目前在外打工，这使阿美对创业始终保持谨慎求稳的态度。阿水十多岁时就外出打拼，攒下一定积蓄后在县城开了装修公司，但因经营不善导致公司倒闭，随后又经历婚姻危机，父母也接连去世。如今，她一边打工攒钱，一边准备继续创业，希望能开个小店安稳生活。“我们村里好多人都选择去外面干各种工作。我之前开过一个瓷砖装修店，后来倒闭了，但我之后还是想开店。”（阿水，FP07，33岁）这些村民的主体意识觉醒与观念转变，逐渐形成一股无形的力量，形塑着当下反排的景观样态。这些改变又似乎都源于反排木鼓舞带来的“蝴蝶效应”，使得反排人拥有了多重身份：他们既是村民、舞者，也是创业者和非遗文化的持有者。

反排村非遗传承人组织青少年学习苗族歌舞，

张强摄。

反排木鼓舞嵌合于一套地方性知识和传统观念的框架之中。反排村民利用自我能动性将传统的“祭祀娱神舞蹈”塑造成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遗产景观”。在“非遗”与“民族”等概念的再诠释下，“反排木鼓舞”以他称形式成为一个特定的民俗术语，通过超越自我族群文化的边界，成为跨越族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事项。反排人及当地政府积极利用“非遗”标签下的文化元素，将反排村打造（branding）成一个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空间。随着反排地理空间的隔离逐渐淡化，文化多样性交融与族群身份的重塑与改造成为常态，文化符号的转换也刺激了其文化价值的多重跨越。在以“发展”为名的现代化、城镇化冲击之下，反排及周边的族群文化遗产，甚至其观念与文化实践，都在现代社会环境中形成多模态式的发展向度。

反排苗族木鼓舞国家级传承人万政文

正带领年轻人学习和

传承反排木鼓舞，万金贵摄。

舞蹈在显著推动反排村经济变迁的同时，并未改变村落的传统居住格局。如今的反排村几乎每家都修建了新屋，但整个村寨的居住格局和空间布局仍保留着传统的气息。“家”作为中国文明构成的总体性范畴，是理解社会构成逻辑及变迁的必经之路。反排人因舞蹈而接触外面的世界，又在快速发展的现代化社会中积极适应职业的多样化与经济的多元化。他们或经营装修店，或学习理发，或售卖服装，或从事体力劳动，在“打工经济”中积极积累财富，然后回村“修房子”或“成家”。就阿水而言，笔者第一次见到她时，她正在村里修建自己的房屋。与传统的建筑方式不同，阿水曾从事装修工作，她在推倒旧房后修建了一个小平房，房子内部全部使用了她心仪的装修材料和风格。尽管她如今孤身一人，但仍然希望守住她的家。“我这次回来就是修这个房子的，这些装修（家居）风格都是我喜欢的，待在自己家里心里会很舒服，而且这以前是我爸妈住的。”由于自身的经历，阿水十分重视个人体验。这种感性体验首先围绕以身体为核心的空间场域展开，并在实践中将这种空间感受转换为一种亲近且熟悉的家园感。

阿格也很早就翻新了自己的房子。她在舞蹈队积极工作，攒下了一定的收入后立即着手翻修房屋。她将现代建筑样式与传统反排建筑风格相结合，第一层用混凝土修成砖房，上面再建吊脚楼。家园建造不仅包含了人们的物质想象，还反映了他们的社会关系。地理层面的家园空间只是将这些关系囊括其中，实际上却需要人通过社会关系和情感纽带去营造。地方构筑的意义社会空间生成了一种强烈的地方感（sense of place）。人们通过地方历史、文化、习俗、语言的集体意识嵌入并超越外在区域的他者凝视，又借助这些表征符号来强化自我群体的认同。王志弘认为，“最好将空间视为方法，来探讨社会和物的空间存有”，从而构建一种绝对坐标衡量社会的运动状态。在朝向现代空间的扩展中，反排的非遗项目在资本、媒介、信息网络等作用下所形成的并联审美场域中发生异化，这种多主体的参与改写会使得“地方感”逐渐消解。在乡村的民俗活动中，重塑地方感是村落民俗文化再生产的关键，在人为因素和环境因素所构成的“地方感”载体——“家园”中，不仅涉及人地关系的意义连接，还融混了权力话语与情感意义。在当地族群历时与共时的情感认知、仪式信仰和文化主体性层面，“家园”伴随着集体记忆更替、主体话语和权力交接以及空间秩序重组。

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认为，当代人的鲜活创造构成了传统，那些看似深远且渗透于我们日常生活的传统，实际上历史并不悠久；人类始终处于发明传统的过程中，而这一过程不可避免。只是到了现代社会，这种发明变得更加迅速。在文化传媒与信息网络发达的当今社会中，反排木鼓舞在跨域传播过程中生成了混合不同语境和情境的舞蹈空间（dance space）。外界纷纷前往反排“学艺”，学成后将舞蹈进行改编和再创造，应用于非遗传承、文化传播、舞蹈教学以及体育健身操等领域。在非遗传承方面，许多年轻的传承人在县城的学校教授反排木鼓舞，他们吸取现代舞蹈节目的多重元素融入其中，队形变换多样，纵横圆曲交错，动作上突出对比、连贯等特点，从而重新将其塑造为各种文化活动或节日中的表演项目。台江县城里的许多学校还将“反排木鼓舞”作为课间操的内容，尽管课间操并未教授完整且传统的舞蹈，但其大幅摆动和同边手脚的动作特点仍作为课间操的基础动作。

反排木鼓舞新生代队伍，作者供图。

此外，当下网络传播与传媒技术的发展不断加速这种“发明”，形成了千姿百态的传承景观（inheritescape）。在舞蹈教学领域，北京舞蹈学院、贵州民族大学等高校也在积极传播和教授反排木鼓舞。他们前往反排村跟随万政文学习，然后回到学校进行改编和教学。这些不同维度的“发明”与“创造”，在反排木鼓舞的原始意涵上拓宽了其景观呈现的范畴不过，对于以舞为生的舞者而言，外界的接收与他者的感知是他们的首要顾虑。反排木鼓舞在公共知识建构和文化遗产表述中被类型化和文艺化，逐渐成为一种“苗族节目”“非遗健身项目”以及“课间操”等人为构建的符号元素。“民族民间舞蹈”逐渐取代了传统鼓藏节“祭祀娱神”的舞蹈，逐步削弱了特定的历史内涵和神圣性关联，从而构筑出一种新型文化景观和文化空间格局。反排的舞者们或在舞蹈队积极参加表演，或借助现有资源发展创业。阿美、阿水的创业心态帮助她们扩展了多元化的经济选择。在这种人为赋予的标签下，反排景观经历了从自然状态到人为再造的过程。外部观者不仅给村民带来了经济收益，也促使村民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景观价值。他们通过修缮传统建筑、恢复传统习俗、进行厨改厕改、吸取外部社会的表演经验等方式，打造更具吸引力的文化旅游空间。同时，在与游客的互动中，他们不断强化自己的文化身份和归属感。

透过反排木鼓舞可以审视反排人的时空观念，并反观当地人在不同域外空间所构建的“自我——族群”表述模型。当地的族群文化传播在现代化观念的渗透下，展现出了一种全新的发展趋势与表现形式。这种表现形式在外在环境因素的作用下，虽然逐渐脱离了其原有的仪式性特征，但却在内生文化的演绎与创新中，构建出一种与现实社会结构相呼应的“象征秩序”。本文从反排木鼓舞的文化生境及其涵化融合的语境出发，分析反排社会的文化再造和社会变迁，阐述反排木鼓舞在成为生计手段的过程中，如何从一种族源记忆演变为当下社会中的艺术展演节目，以及舞者在表演呈现过程中经历的认知改变和思维转向如何影响他们未来的职业选择。通过分析阿格、阿美、阿水等人的生计发展案例，本文探讨了反排人的主动与被动选择，以及对“反排木鼓舞”的能动创造与发明所引起的生活方式和心态观念的变化，从而构筑了带有“东方迪斯科之乡”“艺术项目经济”“文化旅游”等多重元素的新传统空间与文化家园。

从反排的艺术文化现象来看，反排木鼓舞作为反排人“记忆的共同体”和“想象的共同体”被不断展演和重塑，反排人通过这种舞蹈来强调自己的文化特色和族群记忆，这些人为建构的集体记忆以具有象征意义的形式，在当代语境下对过去进行指涉，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再现和解读，进行集体经验的想象与重构。舞蹈队的队长和村里的艺术精英们结合自我身份认知及同村队员的生计法则，对舞蹈进行改编，在多方力量的合力下促进反排的蜕变。随着文化的“视觉转向”，视觉形象已成为意义生产与争夺的重要阵地，成为表征与把握世界的重要途径。从这一角度理解，可以看出反排木鼓舞的多维改编与现实经济之间的博弈与平衡。反排人利用舞蹈优势进行从业选择，学习“饮食-娱乐”模式的餐饮运营，对舞蹈表演的创业之路抱有积极态度。他们的能动行为与选择倾向折射出对舞蹈本身社会生命的思考。在推广反排文化和赚取收入的同时，他们又返回家乡建设家园。现代化的表演场域使得舞者们将现代化元素积极融入家园建设之中，将当下的“反排”打造为一个兼具古朴与现代思维的文化地景。

舞蹈的文化精髓与精神风貌深刻根植于个体间及个体与社会环境间的复杂互动之中。在民族群体所承载的直觉文化体系中，通过舞者这一心灵媒介的窗口，映射出文化场域内部个体与群体间直觉体验与认知的交织互动现象。正如阿格的舞蹈生涯所经历的各种表演情境，她与同伴们在跳舞的过程中也会对舞蹈进行积极的创造和借鉴。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了文化传递的内在逻辑，还揭示了集体无意识与个体主观意识如何在舞蹈这一艺术形式中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共同塑造并维系着族群文化生态的连续与再造。基于反排的民族志考查，对现今反排社会文旅经济结构下的舞蹈模式进行探讨，分析舞蹈从神圣的祭祀场域到世俗的生计选择的嬗变进程，以及舞蹈在此过程中经历的节奏变换和动作转译，可以发现，反排木鼓舞突破了“神圣”与“世俗”的二元关系，形成了以该舞蹈为核心不断向周围扩散的表述方式。对该舞蹈的研究不仅需要剖析其内在的文化肌理与精神风貌，还应立足其文化本位，采取多维网状视角，深入挖掘其内在的文化精髓与精神内核，同时广泛关联外部社会变迁与文化生态的互动影响，思考其转型过程中文化生态的调整与重塑，以及这种变化对文化多样性、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