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项目]：贵州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贵州民族文化繁荣发展典范创建研究”（项目编号：22ZLJD002）；贵州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黔西南州旅游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项目编号：25ZLJD00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范波，女，贵州省民族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民族文化；吴嵘，贵州省民族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民族学、民族史。

（范波）

（吴嵘）

[摘要]：梳理贵州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脉络及当代实践可以看到，各民族在经济领域、文化领域和社会生活等方面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逐步形成了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的全方位嵌入，和谐相处、互学互鉴、团结共进，既有一定特色又相互补益，共同性愈益增强，形成了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共同体，形成了具体的多元的社会文化模式，这种社会文化模式的走向趋于相通相融，而相通相融的文化模式具有凝聚力，是一种现实的精神力量，体现了贵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鲜明特征，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基础，是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模范省的宝贵经验。

[关键词]：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华民族共同体；贵州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共同书写了悠久的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建设了美丽的祖国。贵州现有56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1405万，占总人口的36.44%。在历史长河中，各民族历经迁徙、生产生活的交往交流交融，在地理空间分布和经济文化类型上，形成了既具有一定特色又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新发展格局。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贵州各民族进入了跨区域大流动的活跃期，各民族在经济社会生活各领域交往交流交融更为频繁广泛，紧密联系的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呈现出大流动、大融居的新特点，各民族相互学习、相互借鉴，交往交流交融继续不断加深扩大。在推进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模范省的历程中，展现出各族群众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互学互鉴、团结共进，相融发展的现实状况，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形成了凝聚人心、团结奋进的良好局面。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于2010年，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首次提出。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要“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2021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必须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的团结统一，守望相助、手足情深。”这一系列论述具有方向性和指导性的意义，为新时代加强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基础。

从民族学理论的视角，郝亚明认为，与群际接触的逻辑预设基本一致，交往是促进族际的接触与互动，交流就是增进族际的理解并消除偏见，交融就是化解族际的矛盾促成民族团结。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就是从接触到理解再到团结的逐步递进过程。杨须爱从理论渊源、思想轨迹上提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马克思主义民族融合理论的继承、丰富、发展和创新，是为了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与发展繁荣。

从交往交流交融的字义看，交往是开始，交流是过程，交融是发展，呈逐步递进的趋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不同民族的群体或个体，与其他民族的群体或个体，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的往来，是民族关系的体现，反映了不同民族族际关系的和谐和睦。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各族先民胼手胝足、披荆斩棘，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

贵州地处祖国西南，国土面积的92.5%是山地和丘陵，历史上是华夏族系、氐羌族系、苗瑶族系、百越族系的诸民族及蒙古、回、满等民族交汇的大走廊和集结地，这些民族在不同时期、从不同方向进入贵州，与原住贵州的濮人相汇，逐渐形成今天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居住格局。汉族从秦汉时期开始移入贵州，明代“调北征南”汉族大规模进入贵州。贵州多民族省区的形成，与南方四大族系的移动和汉族移民有密切的关系。从四大族系中分化出来的苗族、布依族、侗族、水族、彝族、土家族、仡佬族等民族在贵州定居而成土著，元代又迁入回族、白族和蒙古族，明初迁入大批汉族，在贵州建省之前，现今各族大体都已进入贵州。

明永乐十一年（1413），贵州正式建立行省。建省之后，贵州加快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随着道路的修建，各类移民纷至沓来，大大促进了贵州与中原及其他省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有关历史文献显示，建省以后，贵州经济十分活跃，同时明政府下令府州县和卫所都要兴办官学，文化教育在明代以后得到了迅速发展，中原文化的传播也非常迅速。

明清时期的改土归流实现了西南民族地区与内地政治制度的统一，民族地区官府积极采取垦殖优惠政策来吸引外来人口，人口的流动更为频繁，这些外来人口与原住民形成互嵌式的居住格局。同时，民族地区也有不少民众进入内地经商或求学。人口的流动带来了文化的交流，民族地区的节日、语言、服饰等传统文化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不断彼此“涵化”，丰富发展了中华文化。这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巩固和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历代各民族携手共同反抗封建压迫的人民起义不胜枚举。咸同时期爆发的各族人民大起义，是贵州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长、对封建统治打击最为沉重的起义。道光三十年（1850）保禾、高禾兄弟率领数千苗族群众起义，拉开了大起义的序幕。继后，杨元保率领布依族起义于黔南，汉族、土家族、苗族起义于黔北、黔东北，仡佬族的曾三浪起义于黔中，苗族的张秀眉、陶新春等分别起义于黔东南、黔西北，侗族的姜映芳起义于黔东南，水族的潘新简起义于黔南，回族的张凌翔、马河图起义于黔西南。在多次的反封建反压迫的斗争中，各支起义队伍以某一民族群众为主体，但多有汉族或其他少数民族参与，有的或者是联合，或者是配合。如雍真葛蛮土官宋隆济领导的起义队伍即由苗族、仡佬族先民组成。水西土官奢节率众相呼应，其队伍组成人员为彝族、苗族、仡佬族先民。包利、红银领导的斗争中，有古州（今榕江）侗族“纠结”台拱（今台江）苗族一道“偷犯营汛”，又有不少汉族群众引路、发信号、参与指挥和战斗。石柳邓领导的苗民起义，更有杨兴农、任世万等汉民“投苗助递，肆行焚抢，阳敢随同攻城”。王囊仙领导的布依族人民起义负责出谋划策的军师是汉族桑鸿升。

1930年至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在贵州的足迹遍及60多个县（市、区），在贵州的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与贵州各族儿女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共同书写了军民团结的鱼水情深故事，“弄染结盟”故事是红军在民族地区得到各族群众帮助和支持的代表。抗战时期，贵州成为支持全面抗战的大后方，随着大规模的机关、工厂、学校迁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扩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20世纪60年代的“三线建设”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篇章。贵州黔南、六盘水、遵义等地是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在实践中孕育出“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三线精神”已成为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国家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宝贵精神财富。“三线建设”是中国经济史上一次大规模的工业迁移，也是一次重要的人口迁移，有超百万名的建设者来到贵州，写下了民族团结的颂歌，也写下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篇章。如，当年全国各地10多万产业工人来到六盘水，在六枝先后建立有六枝矿、地宗矿、凉水井矿、大用矿等，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开启了多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1971年大旱，矿区水文队进行地下钻水帮助当地少数民族灌溉，保证了水稻生长的用水需求。为配合“三线建设”，国家在民族地区还新建了学校、医院及其他服务设施。一些厂矿还在节假日发动全体职工为当地少数民族做好事活动，如修公路等，在当地群众中传为佳话。

历史经验表明，先进文化随着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不断被各民族继承和弘扬，各民族互相交流、互相吸收、互相依存，促进了共同进步和发展，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不断深入的过程中，在传承和保留一定民族特点的同时，共性越来越多。

田野调查中一个个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案例，反映了贵州各民族在不断适应高原山地生态环境中，形成居住上大杂居，经济上相互依存，文化上兼收并蓄，情感上相互亲近的多元一体格局。

贵州三线建设博物馆（图片来源：贵州三线建设博物馆微信公众号）

（一）农业生产，各民族互学互帮互助

在农业生产中，无论是栽培的品种还是栽培的技术，各民族已经没有分别，都种植水稻、小麦、玉米、白菜、瓜豆、辣椒等。生产工具过去较常用的有犁、辕、铧等，现在普遍使用小型农机具。境内民族地区，山多坝少，为了扩大耕地面积，各民族都根据地形和水源情况，开山造地，垒土砌田。农作物的栽培上，各民族都根据不同的气候地形，土质的肥厚薄瘠来安排不同的品种，布依族、侗族通常居住在山脚平坝，种植水稻更多，在田坝水源充足的田里种粘稻，半坡种植传统糯稻，水稻收获以后种植小麦，土质瘠薄的高坡种植荞麦、燕麦及豆类，靠天灌溉的旱地种植玉米。玉米是境内各民族大量种植的作物，无论汉族、苗族、布依族、彝族、仡佬族都种植，四十年前其作为主粮，现在用作饲料。近年来各地农业产业如水果、茶、食用菌、刺梨、油茶等种植业通过交往交流依靠科技创新发展得风生水起。

农业生产中，贵州各民族都有“换工”的习俗，“换工”即农忙季节的互相帮助。具体说每当生产大忙季节，为不误农时进行换工互助，不计较劳动技能高低、劳力强弱以及农具优劣，尤其是那些缺乏劳力，耕牛和劳动技能低的人，通常得到左邻右舍或家族以换工方式进行帮助支持。这种换工互助习俗，至今仍被各族群众视为一种美德而相传。换工习俗随着民族交往，已经不限于本民族间的互相帮助，而是多民族的互相协助。

（二）经济生活，交往交流交融有载体

贵州经济与人文特征多样。城镇、乡村、坝子、山地、河流等所出物产品种不一，通过集市贸易进行交流交换。城镇生产技术与百业制成品、乡村农耕林业手段与农副产品事象繁多且紧密联系、相互依存，融通互补性很强，形成共生共荣发展圈。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互动使不同民族各具优势的生产要素联系在一起，同时在交往中增进了解，在交流中互学互鉴，在交融中共同发展。产业发展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方式。如平塘大塘，全镇茶园面积由2008年的0亩增加到现在的10.4万亩；茶叶年产量160吨以上，产值1420万元以上；茶叶种植农户500余户，茶农人均年收入5000元以上，带动周边乡（镇）5万余名各族从业人员，通过从事茶产业相关工作，人均增收4000元以上，解决周边乡（镇）汉族、苗族、布依族等各族群众就近务工25余万人次（数据来源平塘县调查）。平塘县茶产业的成功是产业发展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的典型案例，十余年来在省、州、县及乡镇各族干部和群众的共同努力下，通过引入茶树苗及种植技术，平塘茶叶销往省内外，“平塘甲茶”品牌也逐渐被省内外知晓，曾经贫困的麻山腹地，以茶为媒，搭起了与外界交往交流的桥梁，搭起了各族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桥梁。像大塘这样通过产业发展，增加群众收入，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具体而生动的案例在贵州还有许多。贵州149个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基地是粤黔东西协作的缩影，广东省通过产业、劳务、消费协作，让贵州的特色产业更加壮大、群众就业更加充分、产品销路更加顺畅。广东省还持续深化教育帮扶、科技合作和人才交流，强化两地教育科创资源共享，共促创新成果双向转移转化，引导企业加强双向投资布局，共建共享共用广交会、高交会、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等平台载体。经济发展促进了各民族更广泛更深入地交往交流交融。

（三）创新模式，交往交流交融添活力

各族群众积极与当今社会发展潮流相适应，与时俱进广泛使用抖音、快手、微信等新媒体平台。如榕江通过引进新媒体电商企业，发展短视频、电商直播、线上营销等新业态，培育“网红”直播带货等形式，推动农产品进食堂、进企业、进社区、进商超，逐步建立稳定销售市场。通过电商销售模式，东西部对口帮扶曾经帮助榕江销售农特产品4300万元，增强了产业发展的后劲。从2021年起，榕江县宣传部门和融媒体中心积极引领返乡创业青年、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留守妇女、搬迁群众等大力发展新媒体，开展短视频直播培训，至2025年初累计培育了2.2万个传播乡村振兴正能量的村寨新媒体账号。全县常年有数万人参与直播，涌现出一大批各类“网红”直播带货人，主动拓展省内外沟通交流渠道，他们展示了都柳江流域秀美壮丽风光、地方历史文化、民族民间风情、优质农副土特产，活跃了城乡精神文化生活，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让手机变成新农具，让数据变成新农资，让直播变成新农活”，2024年全县完成线上线下农产品销售额7.08亿元，创新的交流形式成为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深化的具体体现。

新媒体主播杨杰在榕江县车江大坝通过助农直播推介当地新鲜玉米（图片来源：天眼新闻）

（一）语言，各民族交流无障碍

语言是各民族交往的基础，贵州各民族均有各自的民族语言，在多民族杂居的地区，掌握多语是较为普遍的文化现象，这种多语表现为本民族语言、其他民族语言及汉语方言，而汉语方言是各民族通用的交流语言。少数民族会多种语言的情况相当普遍，2005年笔者在黔东南从江瑶族村寨调研时就看到这样的有趣场景：一个瑶族群众和壮族群众用苗语交谈，同时他们又用汉语方言和我们交谈。在从江有汉语、侗语、苗语、瑶语、壮语等几种语言，各民族相互习得，互相使用。再如六枝月亮河彝族布依族苗族乡补雨村，布依族、苗族、彝族、仡佬族等多民族聚居，村里许多布依族群众也会苗语，他们也同时都能流利地使用汉语方言交流。语言作为交流的工具，在多民族杂居的贵州，各民族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会我的语言，我会你的语言，彼此又共通汉语方言。语言的普遍互通也充分展示了各民族团结和谐的交往交流交融。

（二）节日，各民族共同欢聚

在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中，节日是其中的重要事项，同时随着交往交流交融时间越久，空间越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表现更明显。在民族节日方面，表现有几种情况，一种是各民族在保留各自民族节日同时，已经有较多的共有节日，如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七月半、中秋节、重阳节等等，这些节日是贵州各民族共同的节日。另一种情况是，有些民族节日也属于多民族共有，如吃新节，仡佬族、布依族、苗族都有，在多民族共有的节日中，内容和形式会有不同，如“三月三”，仡佬族、苗族为祭山节，布依族有“扫寨”习俗。我们发现，节日发展到今天，祭祀的主题逐渐淡去，人们更享受节日带来的团聚、欢乐和美酒美食，因此不管是哪个民族的节日，往往人们都会呼朋唤友一起来庆祝。譬如，彝族的火把节，火把节不仅是各族青年男女谈情说爱、寻找对象的浪漫日子，也是本地人走亲串友欢乐团聚的好日子。近年来随着贵州旅游热度增加，除本地外的省内其他地区及省外的人们都来参加火把节，火把节也成了各族人民欢聚的节日。这样的民族节日很多，仡佬族的吃新节、苗族的跳花节、布依族的六月六等等，像火把节一样，不仅仅是民族节日，更是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过上了小康生活，用歌舞美酒美食共同表达欢庆的日子，表达各民族团结融合的日子。此外政府也主办一些节日活动，如榕江县的“西瓜节”，通过节日邀请八方宾客欢聚榕江，共享西瓜欢乐盛会，宣传榕江产业发展，很多的自媒体在现场进行直播，为现代节日搭建了更广泛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平台，节日成为各民族构筑共同精神家园的重要载体。

（三）饮食，各民族基本融合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饮食文化是人们在不同的生存环境中不断创造出来的，是特定生活环境和历史背景结合的产物，是人们为适应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活环境所进行的一种重要活动。随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饮食文化也表现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调研中看到，从食物种植的品种，到加工食用的方法，饮食的偏好和习惯已没有民族的区别，只有地域特色，各民族饮食习俗也印证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物化佐证。

贵州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调制出了一些独特的民族菜点。同一地域，物产相同，并且在长期的交往中，各民族的饮食习俗大多一致：都嗜好酸辣口味、喜食糯米，喜爱饮酒，热情好客。各民族都偏爱酸辣，这与贵州气候有关，冬春阴湿寒冷，夏季湿润闷热，这种气候易使人患风湿性关节炎，经常吃辣可以驱寒避湿，对健康有利。早年食盐缺乏，食物也缺乏，季节出产的食物通过腌制，制成酸菜、酸肉、酸糟辣等，一年四季都可食用，腌制是贵州各民族保存食物的方式，也成为贵州人喜爱的酸辣口味。其实长期在潮湿的山地环境中劳作，吃酸辣食物，既开胃又驱湿祛寒，是当地人适应当地环境和气候的结果。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更广泛的今天，像酸汤鱼等不仅被贵州各民族群众广泛接受和喜爱，成为贵州的特色饮食，作为待客佳肴也被省内外各地群众所喜爱。酒，在贵州各族群众日常生活中有重要的地位，节庆、婚丧嫁娶、建房立屋、供奉祖宗、祭祀神灵等酒都是必需的，有“待客必有酒”“无酒不成席”“无酒不走外家”之说。在贵州，各民族制作酒的工艺也大同小异。贵州各民族饮食习俗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各民族都非常热情好客，无论是苗族、侗族、彝族还是布依族、仡佬族，只要有客他们都劝酒劝饭劝肉，是贵州各民族热情淳朴的真实体现。

凯里酸汤鱼（图片来源：贵州宣传）

（四）建筑，各民族交往的场域

建筑是文化的物化表达，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影响，一方面建筑风格、建筑装饰互相借鉴，对美好的建筑元素进行吸纳，如木雕的窗花、“美人靠”等都是彼此间相互采借的结果，这种文化的融入，已经成为民族建筑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像会馆这种公共建筑更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场域，如，榕江，乾隆时期及之后，建有两湖、广东、江西、四川、福建、粤西、贵州、广庆、五省会馆共九个，湘、鄂、粤、桂、赣、川、闽及北方五省等地人们络绎来到都柳江、清水江流域，从事商贸、文教、耕作、建筑等，各行各业皆有，进行各项建设和经济文化交流。各会馆多为明清中原、江南建筑风格，飞檐翘角、雕梁画栋、木石镌刻精细，规模多宏阔壮观。而会馆建筑对当地民居也产生了影响，如民居采用的马头墙、带天井的三进或四进院落等。会馆长期组织年庆或其他节目活动，带来了全国各地丰富多彩的物质、精神文化生活，多样化的生产技术手段和语言文字、制度文化、伦理价值理念，充实、丰富、发展了当地的社会经济，促进了各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合作。

（五）服饰，各民族互学互鉴

服饰是民族外在的标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服饰上的体现，表现为：一是各民族在保持自身传统式样特色外，在装饰和纹饰上，各民族也常常相互借鉴。苗族服饰的银饰绚丽，侗族、布依族也用银饰装饰。张应强曾调研贵州省黎平县水口镇的己流村，这是一个南部侗族地区的“银匠村”，该村寨的银匠师傅传统上服务的范围涵盖了湘桂黔三省区毗邻地区，虽然每个银匠师傅都有成竹于胸、各自擅长的传统锻制手艺，但是他们仍然会根据不同民族群众的需求创造或翻新银饰花样。他们所服务的对象，包括了苗族、侗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笔者的田野调研情况也大体相似，除了银饰师傅的创新，传统服饰的制作也是如此，贵州各县城中大大小小的传统服装成衣店，其产品不仅供本地区民族群众穿戴，也销往附近县乡甚或外省。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即使是原本带有地域特征和民族支系差别的银饰图案及纹样意义，也是历史上不同的民族在交流互动过程中共同创造完成的，然后逐渐作为具有区别民族身份的文化符号相对稳定下来。服饰图案上的采借就更为普遍，如在田野调查中，六枝特区桥梁村妇女主任杨某是苗族，她把自己做的苗族服装拿给笔者欣赏，当被问及衣服上的一个刺绣图案叫什么时，她说叫“水户花”，“水户就是布依族，水户花就是布依族的花”（应源于布依族依水而居），原来衣服上的这个图案是布依族使用的，因觉得好看也绣在自己的服饰上。服饰图案的借鉴不仅限于共同地域的民族之间，抖音、快手等自媒体在农村的普及，服饰图案还采借于这些自媒体，得到更为广泛的创新。笔者在平塘县克度镇苗族村寨调研发现，苗族服饰的图案里有心形、鸭子等图案，询问得知来源于抖音。二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丰富了传统服装的颜色，传统民族服装的底色多为深青色，现在各种颜色均有。如，榕江高鸟村的苗族服饰有红色、白色、蓝色、绿色、橙色等，穿着多彩的服饰在芦笙声中翩翩起舞可谓多姿多彩。

此外，民族文化的互鉴交流，还体现在民族工艺、艺术、民族医药等多方面，不断吸纳其他民族的优秀元素，并将之丰富发展为多民族文化的融合体。

（一）族际婚姻，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证

族际婚姻不仅是两个个体的联系，还包含着缔结婚姻的这两个个体所承载的各自民族的文化与社会背景，足以反映民族关系的深层次状况。近二十年来族际通婚的边际不断扩大，在外打工相识然后结婚的比比皆是。族际通婚的边际不断扩大体现在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不同民族族际通婚率提高，另一层面是跨地域的族际通婚增多。田野调研发现，一个家庭的成员有两个民族的很多，甚至有三个以上民族的也并不鲜见。例如，榕江县八开镇都江村村民杨某某（男，侗族，56岁）和祝某某（女，苗族，46岁）是夫妇，杨某某的母亲是本村的苗族，父亲是侗族。其家庭成员还有侗族、苗族、汉族。其妻子是计划乡加退村的苗族，夫妻俩是在一个亲戚家做客时认识的，自由恋爱，有一儿一女，大女儿户口登记民族成分是苗族，儿子户口登记的民族成分是侗族。杨某某有一个姐姐，两个妹妹，其姐夫也是本村夏家的苗族，姐姐的女儿在江西读大学，在读书期间认识浙江丽水市的一个汉族小伙，现已结婚，定居在丽水。姐姐的儿子原来在拉萨当兵，媳妇是大学同学，汉族，现定居在江西婺源。在田野调查中发现，不管是不同民族之间还是同一民族的联姻，人们就没有在意过民族，调研中我向每位访谈对象询问“你是什么民族？”，反而显得非常尴尬和不合时宜。随着交通和通信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远离家乡，外出求学、进城务工，人际交往范围不断扩展，从原来的村寨、家族扩展到城市、职业，人们开始从从事的工作、文化程度、人品相貌、经济情况等来选择结婚对象，表现为族际通婚的社会场域扩大，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更为深入且更加和谐。

（二）社交习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更紧密

贵州各民族社交习俗较多，各民族相互认同感较强的社交习俗有“打老庚”“吃相思”和“拜保爷”。在长期的日常生活生产劳动和社会活动中，民间采取互结兄弟打老庚或互以子女过继为义子拜保爷等方式，来紧密相互之间的关系。这些传统社交习俗具有三个方面的共性：一是族际交往的纽带。不管是“打老庚”“吃相思”，还是“拜保爷”，参与的主体不限于同一民族，可能是不同民族的成年人或未成年人。二是互惠性强。参与“打老庚”“吃相思”和“拜保爷”等社交活动的主体之间可以互惠，如相互帮助，扩大社会圈子，精神上得到寄托等。三是都有特定的规则和程序，确保以上社交活动开展和可持续性正常运行。调研时，我们访谈了榕江县文物所杨某某（侗族）就有九个苗族老庚和两个苗族干亲家。这种现象在70后以前的中年人中很是普遍。

（三）民间体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新篇章

贵州的民间体育十分活跃，“村超”“村BA”成为其中的代表。“村超”是榕江县组织的“和美乡村足球超级联赛”的简称，持续火爆出圈的“村超”将侗族大歌、琵琶歌、苗族芦笙舞、水族铜鼓舞等470余个富有民族特色的节目搬到足球场上，举办的全国美食非遗邀请赛，吸引全国各地各民族将歌舞、服饰、美食带入“村超”展演，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大平台，展现了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良好精神风貌。“村超”话题综合浏览量近1000亿次，累计吸引了全国3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特别行政区1300多支足球队在榕交流。2024年全县累计接待游客946.18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08.03亿元。“村超”从本地区自娱自乐的文体活动发展为全国各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体育盛会，通过以赛促交流、以赛增团结，以赛强感情，与全国各地各族群众共同谱写了新时代各民族交往交流、各民族团结和睦的新篇章。

从生产生活、传统文化的发展现状我们看到，贵州的民族文化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婚姻关系的缔结更加深了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和交融。一直以来各民族在生产中互相学习和帮助，在生活中，各民族有自己的民族服饰，在节日时穿上盛装，多民族共庆节日共享喜乐；各民族保留了自己的民族语言，实际的交往中，你学习我的、我学习你的，没有障碍。多民族在贵州生产生活，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筑共有精神家园的真实写照。正如榕江侗歌所唱：“寨上村里，不是外人，共个身体，都是兄弟，都要对待好，坡上农活一起做，来了客人一起招待，你家煮粥一起尝，我家有酒有肉一起吃，男男女女相处好，村村寨寨团结强”。

“村超”活动现场（图片来源：榕江县民宗局）

贵州各民族在文化上互学互鉴、生产上相互帮助、情感上相互亲近、精神上相互支撑，形成了具体的多元的社会文化模式，这种社会文化模式的走向趋于相通相融，而相通相融的文化模式具有凝聚力，是一种现实的精神力量，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基础。交往交流交融中各民族的相互兼容、相互帮助、相互亲近、相互支撑体现了贵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鲜明宝贵特征，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模范省的宝贵经验。

交往交流交融促进了民族团结。贵州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一起团结共进，借鉴学习，辛勤劳作，互帮互助，共同建设国家、发展贵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割，相互离不开，是历史与现实的真实写照。各族人民共同发展生产，改良技艺，引进先进生产工具、农作物品种，更新耕作制度，建立集市和城镇，开设厂矿企业，兴办文教，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进步，结成牢固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方面紧密的共同体。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构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必由路径，奠定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坚实基础。贵州民族团结和谐的样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鲜活的实践注脚。

交往交流交融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经济是基础，发展经济增加群众收入，改善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一直是各级政府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群众互相学习、互相交流、互相促进、共同提高，群众在发展生产、发展经济中，不断交往交流，促进了发展，在发展中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并提高，以发展增进交往交流交融，以团结一心发展社会生产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无论是国家层面的三线建设，东西协作，还是地方层面的产业发展，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都离不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交往交流交融促进了文化认同。各个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了多姿多彩的文化形态，共同构成了内涵丰富的中华民族文化，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中起到纽带连接作用的是文化的交流，这里的文化是广义的，涵盖了风俗习惯、生产生活方式、社会心理等广泛内容。不同民族的文化既有共性的一面，也有个性的一面。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无论是对于共同体的正常运转，还是对于共同体意识的培育，都不可或缺。贵州各民族从语言的通用，服饰、建筑的借鉴，节日的共享，饮食口味的趋同，交往交流交融中实现了文化的广泛认同，形成“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有机统一，实现了“文化认同——情感联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递进式转化。

交往交流交融，是增进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必由之路。共同性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趋势，这个趋势与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原则导向相一致。贵州各民族通过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逐步形成了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的全方位的嵌入，形成了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共同体，逐步形成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构筑起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凝聚起各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价值共识，从而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进一步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