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张继焦，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二级研究员、民族社会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生导师，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侨联常委，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央统战部党外知识分子建言献策专家组成员，中国民族学学会法人代表兼副会长。提倡中国社会学和民族学的自主知识生产，创立和倡导“二元社会结构论”、新古典“结构-功能论”、“国家-民族”理论等标识性概念和创新性理论，在国内外产生较大影响。已用中文发表论著28部和论文300多篇；已用英文出版4本论著和发表30多篇论文；其学术成果已被翻译成英语、日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多种外国语言文字。已访问过的国家和地区有38个 ；曾任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IUAES）副理事长、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访问学者、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国际研究员、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国际研究员。

     摘要

论文聚焦物质性、制度性与习俗性文化遗产，从文化赋能论出发阐述数字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护方式的突破，以及对文化内容呈现效果的增强。数字技术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数字化保护及其呈现，在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同时，也为全球受众提供了沉浸式与互动性体验。进一步地，短视频、直播、小程序与电子游戏等数字媒介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更丰富的呈现形式，激发了公众对中华文化的兴趣与参与热情，形成了自下而上的文化活态再创造。总体而言，数字化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更为立体、多样、深入的保存及呈现方式，有助于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及其“厚实力”的巩固，并为文明交流互鉴注入新动能。

     关键词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字化；文化赋能论；“厚实力”

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塑人类文明的传承和发展路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与转化亦迎来新机遇。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明确提出“中华文化全景呈现，中华文化数字化成果全民共享”的主要目标,标志着数字化从技术工具升维为文化传承的系统性战略。面对文物老化、文化断层的紧迫形势，数字化是激活传统文化当代价值的战略选择。与此同时，2024年是我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30周年。《第5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互联网在30年间已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大到强的跨越式发展，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互联网基础设施，网民规模从1997年的62万人增至2024年的11.08亿人。数字原住民群体的崛起与5G、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叠加效应，为文化资源的数字化重构提供了庞大的用户基座与强大的技术支撑。

在此背景下，中国学者提出了文化赋能论，强调文化自身的经济能量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资源配置作用，具体表现为不同类型的文化遗产与经济发展的双向赋能。作为“结构遗产”，文化遗产既可以在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全球化等外在结构和因素的影响下被动地发生一些结构性和功能性的变化，还可以自主地发生一些结构性和功能性的变化，形成一些自生结构或自扩结构、自在功能或自扩功能，由此进一步地进行资源配置和推动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数字化作为一种外在结构，同样能够使文化遗产发生结构性和功能性的变化。正是基于文化赋能论，论文对三种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与呈现进行分析。

一

数字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统保护方式的突破和创新

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数字化技术通过系统性整合文化资源，结合创新工具，解决了传统保护方式在时效性、精准性和可持续性上的局限。传统模式是将文物安置于博物馆，或对古建筑进行修缮，以供旅游参观，这往往伴随着对文物本体的不可避免的损耗，而通过高清影像、3D扫描和虚拟仿真等数字技术，可以长时间保存珍贵文化信息，在展示利用的同时保障原件安全。

文化赋能论将文化遗产分为物质性文化遗产、制度性文化遗产和习俗性文化遗产三类。其中，物质性文化遗产，既包括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古城、古镇、古村、古街等不可移动的文化遗产或文物，又包括古钱币、古匾牌、古陶瓷、古编钟、古青铜器等可移动的文化遗产或文物，它们通常归属于各级文物部门保护和管理。制度性文化遗产，主要指一些地方举行的大型传统节庆、大型祭祀活动。习俗性文化遗产是指来自各地各族人民长年累月世代相传下来的饮食习俗、手工艺、歌舞戏曲等几大类的民间民俗。论文认为，这三类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

从文化赋能论的角度来看，数字化对文化遗产传统保护方式局限的突破，意味着文化资源不再只是处于被动保护或静态陈列的状态，而且能够借助数字技术实现活态保护与再创造。数字化既延伸了文化遗产的保存和展示手段，也赋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面向新媒介与新场景进行深度传播和创新的可能性。数字技术的发展催生了3D建模、文化遗产数字化工程和博物馆数字化转型等创新实践，实现了文化遗产与不同主体在不同时空中的链接。下文将围绕三类文化遗产，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字化储存、修复及预防性保护进行分析。

（一）文化遗产数字化储存

数字化储存，是指通过技术手段实现文化遗产的永久性保存、系统性管理和开放性共享。数字技术可将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处理、归类、编辑、管理和再现，使观众能够在不动用文物的情况下通过设备清晰地、全方位地参观和感受文物。

作为文化遗产的主要分布地区之一，欧洲国家在数字化储存方面已经进行了将近40年的探索，比如法国奥尔塞美术馆、法国国立博物馆联盟、英国国家美术馆等已经对其馆藏实施了数字化工程。其中，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是运用计算机视觉和数据科学等前沿技术对馆藏文化遗产进行大规模数字化工作的先驱之一。早在2008年，该校就建立了首个文化遗产收藏共享数字资产管理(Digital Asset Management，简称DAM)系统，并于2011年开发了第一代跨馆藏发现平台。2023年，耶鲁大学还推出了可在线搜索该校庞大的博物馆、图书馆和档案馆馆藏的耶鲁收藏发现平台(LUX:Yale Collections Discovery)。欧盟委员会于2018年将“欧盟数字图书馆：文化遗产数字化转型推动者”“文化遗址数字化中心”等项目列入《新的欧洲文化议程》，并作为数字文化改革的主要举措。2023年，欧盟发起“孪生！3D欧洲文化”(Twin it! 3D for Europe’s Culture)活动，在该项目框架下，欧盟成员国的国家文化机构将向欧洲文化遗产通用数据空间提交至少一项3D数字化遗产资产。这些举措都可被视为国外对文化遗产数字化储存的积极探索。

与此同时，我国的文化遗产数字化储存也取得了一定进展，表现在物质性、制度性、习俗性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上。从文物等物质性文化遗产来看，“全国有可移动文物1亿多件，不可移动文物75万处左右，但文博机构所收藏文物的全国平均展出率仅为2.8%,而数字技术正是让这些文物‘活起来’的重要支撑”。物质性文化遗产的数字化通常通过三维扫描、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数字模型等技术手段进行。通过数字化的保护与利用，文物和历史遗址能够在数字空间中被保存和精准再现，全球用户都可以在线欣赏中华文化遗产。针对古籍、文物、建筑等物质文化遗产，中国不断推进数字化存档和线上展示，大规模的数字档案工程使珍贵文物得到精细记录和永久保存。如敦煌莫高窟等石窟遗产通过高清摄影和三维建模实现了360°虚拟漫游，用户足不出户即可细观洞窟壁画细节。故宫博物院2019年建成的“数字文物库”，推出25大类文物的5万余张高清影像，满足公众博古赏析、学习研究之需求。北京大学考古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建设的中华文化遗产全景数据库已数字记录了400余处文化遗址，利用全景摄影保存遗产数字信息，并为用户提供进行虚拟现实体验的平台。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在古籍数字化储存上也已取得了一定成效。“古籍的数字化和上网，是中华优秀文明由纸张等媒质流传方式转为数字信息等现代方式传播的重要步骤，是对传统的中华文化传播和继承方式的革命”。目前，中国国内已有机构建设在线数据库、数字文物库与文化大数据中心，实现了许多古籍和历史文物的数字化保存。数字化保存既有助于保护珍贵古典文献不受物理损害，又能够便捷地进行跨地域共享，学者可以通过互联网访问、查询和研究经典文献，促进全球文化交流。古籍全文数据库以其海量文献、检索快捷而深受读者青睐。其中较为成熟的单机版全文数据库包括：《汉籍全文检索系统》《文渊阁四库全书》《国学宝典》《中国历代基本典籍库》《四部丛刊》等，较为成熟的网络版全文数据库包括：《中国基本古籍库》《国学宝典》《瀚堂典藏》等。其中，《中国基本古籍库》收录了先秦到民国时期历代名著、各学科基本文献、有拾遗补阙意义的特殊著作等。总计收录典籍1万余种，共计500张光盘，总字数20亿，数据总量约320G,被称为古籍全文数字化规模最大的一项工程，中文古籍全文数字化工作已取得阶段性成果。

对于传统节庆、礼仪、祭祀、工艺等制度性和习俗性文化遗产，数字技术也正发挥独特作用，借助音、视频记录和数字档案，传统节庆礼俗得以系统保存。文化和旅游部已于2023年发布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数字资源采集和著录》系列行业标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档案建设提供了体例规范，也成为各基层部门建立非遗档案的技术标准。相关部门将建立数字非遗档案库，对其进行影像采集和口述历史记录，形成可长期保存的数字档案。当某些礼俗因社会变迁难以再现时，数字档案将可作为宝贵的参考和教学资源。

（二）文化遗产数字化复原

数字技术能复原消失或受损的文化遗产风貌。一方面，数字技术能辅助工作人员修复受损文物，另一方面，基于文献和考古资料的数字技术能在虚拟世界重建被毁建筑或残缺文物的原貌。同时，相较传统修复手段，数字化修复可以有效减少对文物的物理干预，降低修复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

事实上，数字修复技术在文物保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常用手段主要包括虚拟建模、3D打印等技术。首先，通过对残缺文物进行数字扫描，结合计算机算法模拟缺失部分的形态，可以实现对文物的虚拟拼合。秦兵马俑的虚拟修复项目就采用了虚拟修复与建模技术，可以让陶俑在电脑中先“复活”一次；景德镇古陶瓷基因库也通过数字化采集历代瓷器碎片的胎料、器型、纹饰等海量数据，为文物的现实和虚拟修复提供了科学依据，并支持材料、配方、工艺的还原；在自研多模态AI大模型和处理器支持下，山西永乐宫壁画《朝元图》中的孔子、庄子形象被数字复原。同时，3D打印与物理修复为文物修复提供了另一种有效手段：通过将数字文物模型转化为可打印文件，利用兼容材料进行物理修复，精确复原文物本体。龙门石窟造像的残缺佛首部分和窟内的《帝后礼佛图》就采用3D打印修复，填补原有缺损部分。中国园林博物馆举办的《看见“圆明园”》采用实体搭建与AR、VR、数字影片等多种数字虚拟体验的巧妙组合，数字复原了“圆明园”的整体布局，并将西洋楼、方壶胜境、正大光明等26个景区向公众进行多角度地还原和展示,让受众有了更为直观、深刻的感受。

数字技术未来还可用于虚拟还原消失已久的礼仪场景。通过历史资料训练的数字虚拟人可以“复活”古代仪式，在网上以三维动画的形式再现其流程，观众可以“穿越时空”观看传统礼仪。不可触及或已损坏丢失的文化遗产借助数字化手段被数字复原与虚拟重建，推动了文物修复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创新发展。

（三）文化遗产预防性保护

数字技术能提前预判环境风险以延长文物寿命。相比较传统储存方式，数字化储存可以延长文物寿命，为后代留存原始状态数据。

预防性保护系统通过结合环境监测、动态干预、数字孪生等科技手段，增强了文物保护的科学性和精准性。首先，环境监测与风险预警利用物联网传感器网络实时监测文物周围的温度、湿度、光照、污染物等环境参数。布达拉宫就安装了传感器和监测系统，及时预警结构变形风险。而AI预测模型结合历史数据与实时监测结果，能够有效预测文物的劣化趋势。目前敦煌研究院开发的AI壁画病害预测系统已经能够提前识别潜在的风险，实现自动化且高效的壁画病害分割与识别。同时，动态调控与干预是预防性保护系统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基于环境监测数据，系统能够自动调节展柜内的微环境，从而为文物提供最佳的保护条件。全国已有不少博物馆采用了智能恒湿展柜，实时调节湿度，确保文物在展览过程中的稳定保存，通过智能化的干预手段极大地提升了文物保护的精确性和可靠性。

总的来看，数字化为文化遗产提供了全方位的保护伞—既留存了原始信息，又创新了展示手段，平衡了保护与利用的关系。数字化保护不仅解决了传统保护手段的碎片化问题，更构建了文化遗产的数字孪生体系。

二

数字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呈现效果的增强

“在数字时代，中华文化在外在结构影响下不断获得新生。”数字化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即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外在结构。通过技术手段激活文化资源，可以突破传统单向保存与呈现的模式，创造沉浸式、互动式和个性化的表达形式，从而以数字技术重构文化体验场景，使文化遗产从静态保存迈向动态传承。通过数字化呈现和交互，文化内容既能在多平台、多维度的再创作和社会参与过程中获得新的结构与功能，又能突破物理空间与时间的限制，为更多受众提供互动式参与和沉浸式体验。更重要的是，数字化所带来的跨平台展演与社群互动，为文化遗产在面向全球的传播与交流互鉴中创造了更大的灵活度和多元呈现渠道，从而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展现出更强的适应力与可持续发展潜力。

（一）跨媒体展演

正如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认识到的，“每一种艺术样式都曾经历过危机时期，这时它就会去追求那种无疑随着技术条件变化，即只有在某个新艺术形式中才会出现的效果”。数字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通过短视频、直播、影视、小程序和电子游戏等多元数字媒介进行展示，从而增强文化展示效果，呈现跨媒体的立体展演态势。

1.短视频

短视频已经成为中国网民接触传统文化的重要渠道。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每天都有海量传统文化内容产出。据快手官方统计，该平台平均每3秒就诞生1条与非遗相关的视频，且非遗内容创作者中“90后”占比超过60%。这些数据表明，传统文化正在以碎片化的形式破圈传播，并在年轻群体中焕发新的生机。在短视频的文化传播中，关键意见领袖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如李子柒等主播代表，通过短视频和直播等媒介展示英歌舞、打铁花、川剧、傩技等非遗，其爆款视频能获得上亿播放量，相关非遗频频出圈。这正证明了非遗项目和传统节庆借助数字技术进行呈现，可以增强其视听表现力和展演效果。

2.直播

作为实时互动的媒介，直播也激活了文化遗产的展演。比如，西安碑林博物馆讲解员直播讲解走红网络，被网友誉为“国宝脱口秀”。而春节、元宵等传统佳节，各地纷纷通过网络直播庙会、祭祀典礼等活动，让公众在线共享节日氛围。2024年春节期间，河北邯郸举办非遗直播专场，组织蛋雕、木刻、跑竹马等非遗传统技艺展演并通过网络实时转播。各类非遗技艺通过直播走进大众视野，促进了传承与消费两相融合。许多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走进抖音、快手直播间，向网友展示剪纸、制墨、京剧唱段等传统非遗的魅力，收获大量关注和打赏。众多直播平台举办“非遗购物节”等活动，邀请老字号商家“在线摆摊”，直播售卖具有百年传承的非遗产品，吸引了海量观众下单，为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探索出新路径。可以说，直播成功连接了非遗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年轻观众和消费市场。

3.影视

约翰·伯格(John Berger)曾说，“制作影像是为了用幻想勾勒那不在眼前的事物的形貌”。文化遗产相关的纪录片、电视剧、动漫等影视作品也增强了文化遗产在数字时代的呈现效果。比如由中青在线联合优酷网打造的非遗类文化节目《指尖上的非遗》，充分挖掘了非遗优质文化资源，呈现了“北京面人郎”面塑艺术、“中阳剪纸”剪纸工艺、“王星记扇”制扇技艺等非遗精品内容。微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在讲述内容、呈现技术、弘扬文化方面注重受众的认知、情感和体验，呈现出内容美、技术美和文化美。近年来，现象级历史网剧《长安十二时辰》也因高度还原盛唐长安的城市风貌与生活细节而备受赞誉，甚至被观众称为“唐代纪录片”。这部剧播出后引发观众对唐代文化的“考据热”,“考据党”纷纷在网络热议剧中美食、妆容、乐器等元素的史实来源，大量文化遗产知识因影视剧的走红而得到广泛关注。《哪吒之魔童降世》(2019年）、《姜子牙》(2020年）、《长安三万里》(2023年）、《哪吒之魔童闹海》(2025年）等国产动漫作品，也都集中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古典文学作品、民间传说、民间故事、中华古诗词重新绽放魅力，丰富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数字表达。

4.小程序(APP)

小程序(APP)是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设备普及时代文化传播的重要移动端数字媒介，能显著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互动性和呈现效果。

一方面，相关机构可以把馆藏文物做成高清资源库与全景漫游、AR文物、智能导览与云展课程，用户即点即用，随时随地浏览。比如“数字敦煌”上线后又推出“云游敦煌”小程序与数字人讲解，可全景漫游壁画与洞窟，累计访问已达千万量级；国家博物馆上线“中华文明云展”与小程序导览，提供展厅三维建模、沉浸漫游和多时长线路，数智人带看、指尖速览，细节可放大、旋转，比现场说明更直观、更友好。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专门用于文物数字化保存、展示、检索、研究的小程序平台。如主要用于中国书画的观赏、学习、研究的线上博物馆小程序“中华珍宝馆”，拥有涵盖国内外889所博物馆和收藏机构的总数超过40万张的中国历代书画和文物资料，并提供方便全面的检索功能，可以使用关键字、年代、画面元素、作者、风格等多个条件进行查询，让观众在家就能浏览名家经典书画的高清版本。

5.电子游戏

电子游戏既可以作为物质文化遗产的叙事媒体，还可以集中呈现习俗性和制度性文化遗产，实现艺术教育与娱乐体验的深度融合。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于2012年推出了一款沉浸式侦探解谜游戏《大都会谋杀案》(Murder at the Met Game),玩家需结合馆藏画作、雕塑破解谜题，实现超时空的文化对话。2020年由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设计的艺术教育类电子游戏《Prisme 7》，结合了蓬皮杜建筑本身的3D模型，将美术馆空间转化为数字宇宙，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吸引青少年及大众主动接触文化遗产。在我国，由敦煌研究院与腾讯联合打造的、于2023年上线的“数字藏经洞”创新运用游戏科技，以4K影视级画质在数字世界生动再现敦煌藏经洞及其室藏6万余卷珍贵文物的历史场景。“公众还可以通过人物角色扮演，‘穿越’到4个不同历史时段，与洪辩法师等8位历史人物互动，‘亲历’藏经洞的前世今生。”游戏技术可让文化遗产在观众手中“活起来”，文化遗产内容变得更具参与感，公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也随之提高。

近年来，大批中国风电子游戏通过数字技术再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角色皮肤、剧情中加入物质性、制度性、习俗性文化遗产，让年轻玩家在潜移默化中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题材手游《王者荣耀》的游戏角色取材自中国历史英雄传说，使本土玩家产生文化共鸣；武侠网游《逆水寒》在北宋背景的开放世界中融入琴棋书画、诗词茶艺、节庆节气等传统元素，甚至将有着1,200多年历史的景德镇浮梁古城完整迁移进游戏；仿古水墨画风手游《江南百景图》，将开封、苏州、杭州、松江等明朝江南城市搬入游戏，并引导年轻玩家通过游戏场景探索当地的传统非遗技艺。游戏开发公司曾与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合作，将国家级非遗“雕版印刷技艺”融入游戏角色，推出结合游戏人物形象的木版年画文创作品。而2024年8月发售的国内首款3A游戏《黑神话：悟空》，作为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的游戏改编，成功凭借其精良的产品制作和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受到世界各国玩家的追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实力”的体现。游戏中的数字化展演既保存了文化记忆，也激发了玩家线下旅游的兴趣—不少人在游戏中“游览”后表示想亲自前往实地参观。可以说，游戏正成为对外宣传和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力平台。

（二）互动式参与

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和交互式数字孪生等技术，可以推动文化内容的个性化、互动化叙事，具体来说有个性化导览、参与式创作、动态叙事等形式。互动式参与打破了传统的“说教式”传播，让观众成为主动参与者，增强了文化展示的效果。

首先，AI数字人和机器人进一步提高了文化体验的互动性和趣味性。一方面，通过数字人个性化导览，用户可根据自身画像获得定制化的内容推荐。国家博物馆“艾雯雯”、首都博物馆“京慧”、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AI杜甫”,经过大规模语言模型训练后能够实时回答观众问题，从而提升观众的参观体验。另一方面，机器人的使用使得文化场景更具趣味。2025年春节期间，在北京海淀区举行的首个AI主题科技庙会，结合春节民俗打造了百余款应用场景，京剧机器人唱念做打，仿生机器人现场书写福字，AI兔儿爷向观众讲解年俗典故，实现了数字科技与传统年俗的创新融合。

通过数字技术赋能，观众不再是单纯的接受者，而是能够参与到文化内容的再生产中，进行参与式创作与动态叙事。动态叙事意味着通过数据驱动实时更新内容，不少博物馆运用3D建模和VR、AR技术，将馆藏文物制作成可交互的三维模型或全息投影，观众可以通过手势互动观看文物的全息影像，放大细节观察纹饰，甚至亲身与其交互，从而突破了实体展柜的限制，提高了观众的参与度和学习效果。比如，湖北省博物馆实现5G网络全场馆覆盖，将博物馆内的曾侯乙编钟、越王勾践等一批珍贵文物进行“毫米级”展现，通过湖北省博物馆小程序，结合VR游戏技术，观众可以戴着VR设备敲击编钟，身临其境体验编钟奏乐的过程。

传统工艺、戏曲、曲艺等非遗在数字时代也找到了呈现的新方式。通过数字技术，非遗既能突破时间与空间限制，增强其传播力和影响力，又能在现代审美与互动需求下焕发新的生命。数字技术使非遗的传承不再仅仅依赖传统的口耳相传和实物传授，而且还可以通过数字平台和互动技术为更多人提供参与的机会，在线课程与教学平台也成为了传播传统技艺的重要载体。众多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开设网络课堂，通过录播或直播方式教授刺绣、剪纸、陶艺等技艺，全球学员可以随时随地跟随大师学习技法。学员还可上传练习作品与老师互动，极大地拓展了非遗的传承人群，非遗的学习门槛大大降低，传播的辐射范围极大扩展，实现了人人皆可参与的活态传承。另外，数字仿真技术辅助传统工艺的体验式传承。VR、AR技术可以将传统技艺，如剪纸、陶艺等以沉浸式方式呈现，让人们在数字空间中“亲身”体验这些技艺的创作过程，从而加深受众对非遗的理解与情感共鸣。比如，借助触觉反馈和动作捕捉的数字工艺模拟器，学习者戴上VR设备即可模拟拉坯、织锦等工序，感受工艺的技法要领和韵味。一些博物馆和非遗体验馆开发了虚拟DIY系统，游客可以通过数字化方式体验制作漆器或绘制京剧脸谱的过程，从而加深对相关传统工艺的理解。

（三）沉浸式体验

利用VR、AR、全息投影、元宇宙等数字技术，在文化展示中拓展了物理展陈的边界，实现了对文化遗产的沉浸式体验。通过在实体空间中叠加数字内容，传统文物展览更加具有互动性，文化遗产的呈现虚实融合且更加生动、直观。

一方面，数字技术可以复现历史场景，让游客能够身临其境地“走进”历史或未开放的遗址中；另一方面，数字技术还能通过光影和动态特效为观众带来更加沉浸式的体验。故宫主办的《石渠宝笈》绘画数字科技展，运用多种数字技术让观者身临其境进入古人画作意境。混合现实技术(MR)生动呈现《五牛图》《步辇图》等传世名作，全息虚拟影像带领观众进入奚官“浴马”场景，光学与数字影像、视听资料让观众置身绵延山河。数字主题空间通过从虚到实的渐进式设计，以张弛有度的观展节奏，让观众感受到传统文化所传递的艺术价值与精神愉悦，增强了文化互动体验。

“在技术发展的千年里，人类体验的形式在不断变化着，但最根本的经验方式完全没有改变，即感官的有效性及其限度，以及死亡这个终极现象。这两者是人类生存经验最根本的依托。而强元宇宙的实现会从根本上改变这两种经验方式。”已有研究指出，元宇宙可以显著提升文化遗产的可访问性和解说效果，有助于不同国家民众更便捷地体验和理解丝绸之路沿线的多元文化。笔者曾前往上海博物馆“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河南博物院“雨林秘境：墨西哥玛雅文明大展”“唐宫夜宴XR大空间沉浸展”、中国考古博物馆“考古遗址中的文明—陶寺”等进行VR、XR及元宇宙体验，发现通过高精度三维建模与数字孪生重建遗址、器物与环境，配合XR、VR的空间计算与音频反馈，观众可以在历史场景中行走、聆听、触碰、互动，算法驱动的情境叙事让传统仪式、工艺、音乐与饮食在同一时空呈现。有学者指出，非遗在新媒体转化过程中需要把握好“形式”“神韵”“内隐”与“外显”四个维度，达到“形神兼具，表里交互，内外双修，隐显自如”。可以想见的是，未来数字化技术实践会进一步拓展中华文化的呈现媒体，增强中华文化的互动式参与及沉浸式体验的效果，并使中华文化的呈现更具备神韵，更加形神兼具、表里交互。

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字化保护的未来展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系列数字化传承实践表明，数字化已为文化遗产内容赋予新的表现形式，并让古老文明通过数字形式走进现代生活。特别是在跨媒体的数字展演中，游戏、小程序以互动性强化了文化体验，短视频以碎片化实现了“病毒式”传播，直播以实时性拉近了文化与大众的距离，影视则以丰满叙事打动人心并走向世界。不同媒体相互呼应，共同塑造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字化展示的新生态。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借助数字技术走出书卷和博物馆，化作符号、角色、影像和互动体验，深植于人们的日常娱乐中，潜移默化地增强了民族文化认同感；另一方面，这些数字内容通过互联网跨越语言和国界，让全国乃至全球受众领略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数亿点击量的非遗短视频，到全息演唱会上的虚拟乐姬，再到风靡海外的神话动画和游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以数字化的全新面貌走向世界舞台。

从文化赋能论的角度看，数字技术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入了前所未有的能量，实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再赋能。数字技术突破了传统传播的时空限制，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更广泛、更迅速地传播和共享；同时，数字化平台和互动工具让传统文化元素得以不断转化与再生，激发了公众参与与创新的热情。换句话说，数字技术既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新的表达平台和传承路径，也使其在与全球多元文化的交融中实现了价值的再造，在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同时，进一步巩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厚实力”。

展望未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数字化保护与转化将继续深入，并在建设中华文明中发挥更大作用。首先，数字化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通过新技术，新一代文化工作者可以用全球化的数字语言诠释中华传统，使之更易为世界所理解和喜爱。这将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为现代文明注入中国精神。在此过程中，既要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性，又要以创新表达适应当代审美，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其次，数字文化建设将成为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中国可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开展数字文化遗产合作，共建虚拟博物馆、共享数字资源，实现不同文明间更深入的交流。再次，数字化手段将全面激活文化教育与传承。未来的青少年可以在虚拟现实中上历史课、通过数字互动学非遗技艺，文化基因将更有效地融入国民教育，提升全民文化素养。数字时代长大的年轻一代也将成为数字文化建设的主力军，以他们的创意让传统文化焕发新生机。最后，文化数字化与现代科技的融合有望催生新的文化产业和生活方式，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数字艺术、虚拟时尚到沉浸式娱乐，科技赋予文化新的表达载体，也塑造着现代生活的审美取向和价值理念。

可以预见，随着人工智能、元宇宙等技术的成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在数字世界中展现更丰富的面貌。通过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未来将有更多数字融合的创新实践，让中华文明的故事在全球范围“活起来”“火起来”。每一个观众、网友或玩家在数字时空中接触中华文化的瞬间，都将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厚实力”注入新的能量。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必定能在数字时代续写辉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华文明现代转型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和文化自信。

原文刊于《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5期（为方便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引用/转发等请根据原文并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