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冷门绝学项目“湘黔边侗琵琶歌的音乐叙事研究”(项目编号：23YBL0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段韫慧，湖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民族音乐学。

[摘要]：在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将马克思主义先进观念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有机结合，形成以革命性、无产阶级领导和共产主义精神为核心的“红色文化基因”，构成了红色文化及其音乐形态的本质特性。文章基于文化基因理论，分析中国共产党如何通过民族历史记忆激活与文化基因重组的互动机制，推动侗族传统音乐的现代转型：在文化内部，通过挖掘民族历史记忆中的革命元素，促进红色音乐文化的创新发展；在文化外部，借助跨民族艺术交流，实现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的双重建构。红色文化基因为侗族传统音乐注入人民性、时代性的现代内涵，其经验为多民族艺术文化的社会价值建构、文化传播及政治教育提供方法论启示。在全球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研究揭示了文化基因的创造性转化及跨文化互鉴对促进国际理解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文化基因；红色文化；民族认同；侗族传统音乐

侗族主要分布在贵州、湖南和广西等地区，其传统音乐艺术具有深厚的文化根基。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时期与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侗族传统音乐逐渐融入了“红色文化”元素，成为宣传革命理念、团结民族群众的重要载体。“红色文化指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创造的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为核心的先进文化”。从文化基因的角度来看，在红色文化逐渐形成的过程中，创造性地融合中国各个区域与民族的文化元素，结合不同历史时期以及当下的发展，呈现出独特且保留有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复合型文化形态。其中，音乐作为文化的类属，不仅是其组成部分，也同时反映、表达与塑造着文化。在中国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直至当下，涌现出大量具有鲜明政治倾向与思想内涵的音乐艺术形式，其主要内容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民族解放战争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带有强烈的爱国主义与集体主义精神以及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记忆。红色文化中以音乐作为表现手段的艺术形式包含最为核心的要素便是“红色基因”，因为“红色基因”作为革命文化的核心与精神源泉，深刻体现出中国共产党所传承的历史血脉、革命精神以及优良作风，其不仅是共产党在长期历史斗争中所形成的精神力量，也是中华民族凝聚力与文化认同的重要支撑，始终贯穿于党的历史发展以及实践活动等各个层面，由此共同形成了红色文化内在的价值核心与思想纽带。因此，红色基因是共产党人以及政党组织在革命与发展实践中创造出的文化的核心本质与政治特性，对于红色文化以及延伸出的音乐文化形态具有决定性、指向性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鉴于此，本文试图从红色记忆及文化基因与侗族传统音乐的互动关联入手，探讨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背景下，在文化内部，政党基于历史记忆对红色传统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外部则通过民族艺术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等方式形成了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的双重构建。从侗族传统音乐内部的生成逻辑与外部认同的需求动力来看，红色文化不仅为侗族传统音乐注入了新的时代精神，还为多民族艺术文化在社会价值观塑造、文化宣传、政治教育等领域提供了新的路径。

（一）红色文化基因的内涵

红色文化基因涉及“红色文化”“文化基因”等概念表述，可从文化基因概念的内涵加以剖析。属于生物学概念的“基因”在加入文化因素后使得自身的内涵变得复杂，形成了“文化因子”“文化因素”“文化核心”等多重表达。实际上，“文化基因是文化内涵组成中的一种基本元素存在于民族或族群的集体记忆之中，是民族或族群存储特定遗传信息的功能单位”。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先进的文化思想结合中华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由此形成了具有无产阶级性质的红色文化基因。红色文化基因的核心意义指向为社会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的实现，这一指向由革命性、无产阶级领导以及共产主义理想的三大要素形成，且相互依存，互为统一。由此，在基于文化基因的基础上以民族集体的历史记忆为文化核心，通过红色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党政文化等形式间的互动融合与创新转化形成了具有民族特性与政治特性的红色文化基因。

（二）侗族音乐的民族记忆与历史生成

侗族音乐是一种独具特色的传统艺术形式，其中蕴含了侗族人民的集体记忆。这些记忆源于族群古老的农业生产与生活方式，通过长期的社会生产实践与交往形成独特的音乐艺术形式，反映出不同时期侗族社会的发展变迁，也构成了族群历史与身份符号的重要特征。法国学者莫里斯·哈布瓦赫提出“集体记忆”，即“‘一个社会特定群体的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是‘群体或现代社会共享、传承和建构了集体记忆’。”因此，集体记忆是个体记忆在经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集合，在某种程度上，集体记忆也是一种国家记忆。

首先，侗族的集体记忆体现在多种音乐形式之中，尤其以侗族大歌最具代表性。侗族大歌是一种集体性多声部无伴奏的合唱音乐，其旋律优美，富有层次，以反映侗族人民对自然的崇拜以及对社会生活的憧憬。其歌词内容以侗族的日常生活、自然景观、伦理习俗以及祖先崇拜为题材。侗族大歌不仅是一种艺术形态的展现，是侗族人民日常生活与社会结构的叙事方式，并且还具有较强的族群与社区的凝聚力。例如在婚俗、丧葬、宗教以及节庆仪式活动中，侗族大歌的艺术形式表现着社群内部的历史记忆与文化传承，其族群所保留的集体经验以及信仰观念通过音乐在社群内部进行传播与认同，共同建构着民族的集体记忆。

其次，随着世界遗产组织以及官方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视，以侗族为代表性的音乐文化遗产逐渐成为国家记忆的一部分。在侗族的民俗类传统中，“萨玛节”便是流传于贵州省榕江县、黎平县、从江县等地的大型民俗节庆仪式展演活动，其中包含有丰富的踩歌堂活动，融合了踩堂歌、哆耶歌、舞蹈以及芦笙演奏等多种艺术形式的歌舞表演。侗族民众将“萨岁”作为民族崇拜的英雄人物，同时将其奉为社群内部的守护神。每逢农历春节以及其他重要的节庆仪式时，社群内部便会举办盛大的祭祖典礼以及踩歌堂等民俗仪式活动。之后，侗族“玛萨节”也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侗族的传统音乐中，侗族大歌、侗族琵琶歌以及芦笙音乐都分别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据统计，到2011年6月，侗族非物质文化进入国家级遗产名录的有16项31个保护点，进入地市州级和县级的则更多，其中2009年列入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侗族大歌”，已享有极高的国际声誉。侗族以其悠久的历史与原生的文化传统创造了诸多艺术形式的文化遗产，这也成为维系其民族情感、社群组织与文化向心力的文化载体。因此，官方机构通过政策制定与实施、学术调查与研究以及项目合作与推广等途径，为侗族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发展机遇。侗族传统音乐不仅是其族群的文化遗产，同时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新时代红色文化的表征，展现了国家对于民族文化保护的积极举措。通过对音乐艺术形式的文化遗产的媒体传播、节庆展演以及国际文化交流等渠道，使其成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一部分。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萨玛节活动现场（图片来源：天眼新闻）

红色历史记忆是在中国革命历史中逐步形成的一种精神象征与意识形态的表达，体现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历程，以及其孕育的文化记忆的重构与形象再现。侗族地区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等时期深受革命思想的影响，所诞生的音乐艺术在特定时期成为此段红色记忆的见证。侗族人民在红色时期所创作以革命为主题的音乐作品，其音乐为侗族传统音乐风格，歌词内容反映革命历程、政治生活变化，用以歌颂革命领袖与表达对于新生活的向往。因此在此过程中，红色记忆通过音乐艺术形式得以延续与传播，受众群体从社群内部扩展至全国范围，逐渐成为红色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侗族传统的音乐艺术形式承载着丰厚的历史记忆，从社群内部传统与凝聚力的集体印记，到文化遗产保护背景下的国家记忆，再到革命历史与发展时期的红色记忆，这种多层次、多维度的记忆以音乐为载体互生共嵌，不仅保留着其民族原始的文化印记，也在现代化发展中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最终成为中华民族多元文化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一）红色文化基因的多种表现形式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以革命精神为核心的文化体系，涵盖了文学、艺术、音乐以及影视等多种形式，并以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以及爱国主义为指导思想。红色文化的传播实际上成为革命历史的记录与见证，同时起到激励民众与传播革命理念的重要作用。在红色文化体系的多层维度之中，对其具有主导与规定性意义的因素便是红色基因。红色基因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之中淬炼出的思想理念、优秀传统与作风的集中体现。在推进马克思主义逐步中国化的过程中，通过将马克思主义中先进的文化理念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从而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核心文化内容。基于红色基因的文化体系在传播路径上，主要以文学作品、新闻媒体、戏剧演出以及音乐艺术等形式进行，不仅在城市中广泛传播，在农村地区与民族地区拥有较多的受众。红军长征途经贵州省，针对该地区多民族混杂的特征采取了多项措施以更好地传播共产党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平等理念。一方面，通过标语、文件、传单以及歌谣等多样化形式增强宣传的效果；另一方面，通过借助民族政策的宣讲来消除各民族间的矛盾与隔阂，而各族民众受到思想启发进而积极响应，踊跃参军。例如，红军运用歌谣的方式为底层百姓宣传党的政策并启发抗争意识。“红军到，干人笑，绅粮叫。白军到，干人叫，绅粮笑。要使干人天天笑，白军不到红军到。要使绅粮天天叫，白军兄弟拖枪炮，拖了枪炮回头跑，打倒军阀妙妙妙！”其中，红军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志愿从军，为无产阶级与解放人民，而白军便是强征从军，为维护资产阶级，压榨百姓。歌谣通过幽默讽刺的歌词内容在民众中传播，宣传翻身解放的积极思想。

（二）红色文化基因对侗族传统音乐的时代性塑造

从革命战争时期红色文化在民族地区以单向教育民众、宣传思想的方式广泛传播，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红色文化在侗族地区的传播进入了新的阶段，逐渐出现了与侗族音乐文化相互融合的现象。政府组织大量的文艺宣传队深入侗族村寨，将党的思想与政策以艺术表演等形式传达给群众，也就产生了艺术下乡、艺术乡建等活动，通过展演深入边远地区为民众带去娱乐活动，动员民众，增强革命与政治认同，此时侗族传统的歌舞活动与节庆仪式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大多传统曲目被改编为歌颂新社会、宣传社会主义建设的文艺作品。随着侗族地区的现代化进程，红色文化与侗族传统音乐的融合过渡至新的创新阶段，其音乐艺术形式不仅为传统文化的传承，更成为新时代文化表达的新方式。例如2024年6月28日贵州黎平县上演了红色音乐剧《红军来到我家乡》，剧目共分为“一面红旗过江来”“侗乡来了嘎红军”“打开城门迎红军”“黎平会议调方向”“曙光之城思亲人”四个篇章。主要内容围绕“黎平会议”历史事件，运用音乐剧的呈现方式，生动演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进入黎平后与侗族民众之间发生的感人故事，凸显了黎平会议在共产党发展史中的重要意义。从中也可以看到，黎平作为红色革命老区与侗族聚居地，通过红色音乐剧方式的系列展演，向观众再现了革命艰辛的历史岁月与先辈英勇斗争、无私奉献的至上品质，同时为青年传递了爱国主义的思想精神，培养新一代对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这便是一种艺术与文化的融合方式，通过红色剧目的打造与推广，发挥黎平地区红色文化资源的特质，将其转化为具有经济效益的旅游资源，促进地方经济的增长并提升其知名度与文化影响力，同时为当地群众提供深入体验红色文化的艺术途径，增强对革命历史的认同感与文化归属感。

综上，红色文化的传播对于侗族音乐文化的融合发展产生了积极意义，但也应该看到侗族传统文化所要面临的文化适应性问题。传统文化在面对主流文化的渗入与融合时会弱化其传统的元素，因此在红色文化传播与民族融合的问题上需要凸显侗族传统文化的独特性与多元性，注重“美美与共”与“和而不同”的原则。

《红军来到我家乡》剧照（图片来源：贵州民族报）

民族传统音乐文化往往包含了该群体特有的历史印记、社会规范以及文化价值观，是民族自我认同的重要表现形式。侗族传统音乐作为族群文化的核心因素，承载着侗族人民的集体记忆与身份认同。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发展时期，红色文化便融入侗族社会，并逐渐实现了族群的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的双重构建。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是民族社会中不可分割的两大认同形式，两者是构建个人或群体身份的重要因素，其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中交互作用，共同塑造了个体和集体。“文化认同，就是指对人们之间或个人同群体之间的共同文化的确认。使用相同的文化符号、遵循共同的文化理念、秉持共有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是文化认同的依据”。也就是说，人们通过具有共性文化符号以及一致性的文化观念为思想与行为的前提与准则，在基于共同的历史经验与文化传统之上，逐步建立起个人或群体对某文化或民族情感的认同与依附，并且其主要源于个体所生存的文化语境之中。“政治认同是指人们对一国执政政治权力的认同，并自觉地以该政治权利的要求规范自己……主要源泉是意识形态、社会公正以及经济发展。”在现代社会，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之间的关系通常表现为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复杂动态。文化认同可以成为政治认同的重要基础，而政治认同也可以通过制度、教育、宣传等手段塑造和影响文化认同。那么，侗族音乐通过融入红色文化的元素，不仅传递了侗族传统的文化价值观，还承载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内容。通过音乐艺术形式的传播，群体内部逐渐形成了对革命精神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认同，这种认同超越了单纯的民族文化界限，转向了对国家和政治制度的认同。通过这种双重认同的构建，侗族人民在保持自身文化特色的同时，逐渐融入了国家的主流文化体系。

侗族传统音乐的文化认同首先体现在其音乐的文化符号性层面。例如侗族大歌以其复杂的多声部为音乐特征，彰显着侗族社会中的集体精神与协作关系。其歌唱形式以口传心授的方式在族内传播，承载了侗族的历史记忆、社会规范与道德观念。深层地表现了侗族民众对自然、祖先以及社会秩序的敬畏与认同。“大歌”音乐不仅在侗族村寨内部传递着对家庭和社区的归属感，也在外界交往中成为展示侗族独特文化身份的象征。侗族民众通过“大歌”表达了民族归属感以及文化自觉，强化了对自身民族的文化认同。其次，“大歌”在其音乐形式和内容上所展现的群体性和集体协作与族群的社会结构密切相关，音乐实践行为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在婚俗、丧葬以及节庆仪式中，侗族“大歌”作为集体性音乐活动，将族群社区内部的个人与家庭紧密联系，通过音乐所构建的社会纽带，进一步维系且强化了侗族民众的文化认同。那么，在当下经济全球化、现代化以及外部主流文化的冲击背景下，文化认同感便成为其抵抗文化趋同性、维系自身文化独立性的有效手段。

政治认同体现为将音乐课作为政治宣传的有效工具。侗族音乐因其集体性和仪式性而成为传播政治理念的有效载体。通过改编传统歌曲、创作革命歌曲，侗族音乐中的政治元素拥有广泛的受众与传播，其不仅仅依赖于国家的机制手段，更得益于侗族群体对音乐形式的认同与接受。在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的互动中展现出强大的适应能力，通过自身的艺术表现形式，既保留有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核，又在政治宣传语境下发挥出积极的作用。这种双重的互动使得侗族传统音乐成为促进政治认同的重要途径。侗族音乐文化的政治认同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既依赖于族群对传统的文化认同，也通过与红色文化的结合逐渐形成了对国家和政党的政治认同。

总之，侗族的传统音乐具有多元性的艺术形态，在与红色文化的互动过程中，其逐渐被赋予了新的政治和社会功能，成为再现革命历史记忆与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重要媒介。这一互动性研究表明，红色文化通过介入侗族传统音乐中，改变了音乐的内容与表现形式。传统的民歌曲目被改编为具有歌颂革命先辈与共产党领导的功能意义，其音乐的形态不仅保留有侗族鲜明的旋律特性，还通过新的形式与叙事赋予其政治意义。这种音乐形式的转变体现出红色文化与民族文化、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之间相互影响、互动与交融，同时彰显出音乐在政治宣传、教育与意识传输等方面的功能性意义。从文化发声的角度来看，红色文化的渗透不仅仅是对侗族音乐的政治性创造，更是在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上的深层次融合。通过红色音乐的创作与传播，侗族民众逐渐在音乐中接触、体验、认同与想象国家的政治蓝图，逐渐形成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认同与拥护。这种文化与政治的互动，使得侗族传统音乐成为一种地方性与民族化的特殊的表达方式。因此，红色文化与侗族传统音乐的互动性探讨揭示了音乐在文化传播以及文化与政治认同的双重作用，构建了民族文化与国家意识形态之间互动共生的紧密关系。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万人侗族大歌田园演唱现场（图片来源：黎平发布）

（一）红色文化基因创建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有机结合与相互交融，共同形塑了中华民族独特且深厚的精神标志。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创建对文化的历史形成以及优秀传承提供了崭新的视角，是一种复合型的文化建设方式，其中包含着对红色革命文化、中华传统文化、民族多样性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多方面、多维度的互融与共筑。那么在文化创建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仅吸收和转化了优秀传统文化与各民族的多样性文化，还在革命实践中发展出了独特的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种具备复合型特征的文化系统以红色精神为核心，体现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无产阶级的奋斗精神以及人民至上的崇高理念，同时又凸显出两个方面的特征。其一，是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即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观念，如家国情怀与天下为公的理想，在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融入了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以革命文化中的爱国主义、艰苦奋斗等优良传统作为文化核心的补充；其二，对于文化的引领与创新，即通过新的历史使命与革命实践进行文化观念的引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与创新发展，使其成为引导与团结民众进步的力量。因此，在文化创建的复合系统中，各个属性的文化形成了内在的互动与融合，体现出文化观念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也成为其民族精神标志的重要表征。

在2023年6月2日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及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以及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时，提出了三个重要问题。其中第二个即深刻理解“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即“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结合”筑牢了道路根基；“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也就是说，“结合”是建立在彼此契合的基础之上，其内涵不仅体现为彼此之间的相互促进，还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夯实了根基，同时进一步拓展了文化创新层面的空间，以及强化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性诉求。其中所谈到的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便是基于民族文化基因的历史的连续性，这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根基，“两个结合”的核心内涵在于，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以及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那么，红色音乐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也是中国共产党文化创建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创建的过程并非仅限于政治宣传，而是涵盖了广泛的文化和精神领域。当下对于红色音乐文化的研究，应立足于政治与军事视角，围绕具体问题设定研究的框架与具体路径，将其置于所谓“文化研究”的语境之中，同时结合历史主义与人文主义的价值体系进行红色音乐文化意义与价值的挖掘。

（二）新时代背景下红色文化基因与民族音乐的创新性实践

当下新时代的红色文化基因创建首先体现在红色音乐对文化体系的构建层面。红色音乐作为革命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逐步构建着红色革命文化的体系。例如《义勇军进行曲》通过世世代代革命先烈与人民群众的广泛传唱，于建国时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这成为红色音乐进入文化象征的生动体现；其次，艺术与政治的有机结合。红色音乐不仅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和历史使命，还通过艺术的形式提升了政治宣传的感染力。这种结合使红色音乐在文化创建中具有独特的艺术与政治表现力。最后，多元文化间的有机互融。红色音乐不仅包含了传统的中国音乐元素，还吸收了西方的音乐形式，如交响乐、合唱等，形成了多元化的音乐风格。例如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融合了中国民族音乐与西方交响乐技法，既表达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精神，又具有国际性与艺术性。

随着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创建逐渐融合了多元性因素，形成了具有新时代复合型特征的文化创建模式，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文化的传播与创新，即在全球化和数字化的背景下，红色音乐的传播方式更加多元化。通过互联网、社交媒体、音乐节等形式，红色音乐得以进入年轻一代的文化生活。这不仅推动了红色音乐的现代化发展，也让其精神内核得以传承和发扬；其二，是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即红色音乐作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一部分，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通过音乐展现中国的革命历史征程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成果，红色音乐成为增强国家文化认同和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手段。新时代的红色音乐不仅表现了革命精神，还融入了现代社会的变革和民族复兴的主题。红色音乐的研究不仅仅是对历史的回顾，它也是理解中国共产党如何通过文化创建凝聚人心、引领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红色音乐通过其独特的艺术形式，不仅记录了革命历史，还成为革命精神的传播者和传承者。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红色音乐，其文化价值和作用依然十分重要，它通过文化的创建和传播，为中国文化的繁荣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推广作出了积极贡献。

因此，新时代红色文化基因的创新性发展凸显的是多元文化百家争鸣、相互作用、互融共生的格局。首先，在革命文化与民族文化相结合方面，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通过革命的力量塑造了新的文化认同，并在此过程中与各民族文化进行交流与互动。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交流进一步丰富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感。其次，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共生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血脉，经过革命文化的洗礼，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进行了互融与再生，同时与当代社会多元化发展的需求相结合，进一步形成了民族文化的凝聚力。总之，通过对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创建与红色音乐文化以及侗族传统音乐之间的联系性思考，能够更深入地理解中华文化的多样性与统一性，认识到文化作为民族精神标志的重要作用。

聂耳谱写的《进行曲》手稿（图片来源：云南省玉溪市聂耳文化中心）

文化创建一直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的重要任务之一，它不仅是政治和经济建设的辅助工具，更是思想引领、民族凝聚、社会进步的重要途径。从早期革命斗争的文化宣传，到当代数字化、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传播与创新，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创建工作经历了不断的发展和演变。在这一过程中，红色音乐艺术形式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在塑造社会价值观、增强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红色文化基因与民族历史记忆互融共生，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背景下，两者相互交融，通过音乐艺术的形式进行表达和传播，深刻影响了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的发展。红色文化基因作为国家历史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各民族传统音乐中寻找到富有民族特色的表达方式，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与民族文化相互激发的文化共生脉络。

其次，红色文化基因在民族历史传统的发展中逐步彰显，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民族多元文化与国家主流意识相互交织互动的典型体现。这种融合不仅使民族保留有音乐文化的多样性，还将革命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嵌合其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形态。侗族音乐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分支，既延续了民族历史的基因与认同，又在国家政治进程中成为政治认同的重要媒介。通过红色文化的传播，侗族传统音乐实现了文化与政治的深度联结，形成了双重认同模式，进而一方面促使侗族维系了自身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也增强了侗族对于政治体制的深度认同。同时，通过与其他民族的交流、交往与交融，侗族音乐逐渐具有民族文化多元性的特质，推动传统音乐在文化传承与实践创新的协同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继承我们党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因此，侗族传统音乐的历史传承与当下多元化发展路径，体现的便是中国共产党对于加强民族文化尊重与保护背景下的新型创建，将侗族传统音乐的艺术形式融入红色文化基因之中，凸显其在政治宣传、文化传承以及民族团结中的重要作用。侗族人民正是通过音乐艺术的文化载体，与党和国家政策紧密联系，同时在与各民族的交流、交往与交融中，逐渐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文化与政治互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