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工作中，特别重视传承人才的培养。《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下简称《非遗法》）第四章第三十一条，规定了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应当履行的义务，第（一）项就是“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①。该法第三十条还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可以采取“提供必要的传承场所”“提供必要的经费资助其开展授徒、传艺、交流等活动”等措施支持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承、传播活动^②。自2005年我国全面开展非遗保护工作以来，各级政府在支持传承人带徒传艺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北京市西城区非遗保护中心等区域性非遗保护机构甚至直接举办帮助传承人招徒的活动。然而，笔者在进行濒危非遗项目相关调研的过程中发现，传承人提及最多的是“无人愿学”的困境，不仅招不到外姓徒弟，很多传承人自己的子女，也往往进入其他行业工作而不愿传承父辈的技艺。谈及此现象，不少师傅认为主要原因就是“这一行学起来难，学了也挣不来钱”，或者“社会已经不需要了”。随着调研的逐渐深入，接触的非遗传承人和相关从业者越来越多，笔者发现一个新的现象：有些非遗传承人的子女，在外求学多年或者已经在其他行业（甚至外地）就业数年后，又回归到祖、父辈从事的行业，甚至直接拾起祖、父辈所保有的传统技艺，并且结合自己所学知识和在其他领域获得的能力，为祖、父辈传承的技艺开创出一片新天地，这种现象本文称为新生代“归队”。新生代“归队”一方面是非遗保护卓有成效的表现，另一方面也为非遗项目的传承和创新发展带来了新路径。本文基于对部分传统技艺、传统美术类非遗中“归队”的新生代传承人的观察展开分析讨论，旨在推动学界对此现象的关注与深度研究。

有研究者将民俗传承的形式归纳为血缘传承、业缘传承和地缘传承^③，实际上不仅是民俗传承，在其他类型传统技艺项目的传承中，也常表现为这几种传承形式。父（母）子（女）的代际传承虽然主要属于血缘传承，但其同时综合了业缘传承和地缘传承的特征，是非遗传承中重要又独特的形式。传承人子女因为从小生长在传承文化圈内，既有对工艺流程的耳濡目染，也有与传承文化圈内人员的频繁交往，集传承人子女、传承人徒弟和传承文化圈成员三种身份于一体。所以，对传承人子女是否参与传承过程的观察是探讨非遗传承保护发展的重要视角。笔者于2017年曾就“如何界定某种传统手工艺类非遗项目的濒危等级”提出这样的观点：“我们可以考察传承人自己的子女或亲属（包括孙辈）是否在从事该技艺的学习或者从事该技艺，如果传承人的子女或亲属也在从事该技艺，并未从事其他行业工作，传承人主观上也不愿意招收非亲属之外的徒弟，濒危等级就应该相应下降或者不能算作濒危。反之，如果技艺曾经很辉煌，很受欢迎，现在连传承人自己的子女和亲属也不愿意学习了，濒危等级则可以适度提升。”^④之所以这样提议，是因为良好的市场前景或社会效益是促成传承人子女和亲属参与传承的重要因素。多年从事传统技艺的传承人对该项目的市场情况和社会效益会有一定估量，他们的子女从小耳濡目染，会对技艺本身产生一定的原生情感。如果传承人不主张、不动员子女参与，传承人的子女也不愿意主动参与，那么这项技艺的市场前景通常不容乐观。子女参与传承（无论子女是否真正有天赋成为最佳传承人），至少说明传承人及其子女对该项目有很高的认可度。在多子女家庭时期，即使市场状况和前景不被看好，众多子女中继承父业的概率还是存在的，但独生子女家庭中愿意参与家族传承项目的概率就有可能是零。所以，传承人子女作为新生代重新回到父辈所从事的非遗行业的现象值得学界关注。

笔者调研的对象之一是柏群，他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金漆镶嵌髹饰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柏德元的儿子，清宫造办处第六代传人。柏群于2003年辞去某单位的中层领导职务回到父亲所在的公司，从基层干起，他把自己的行为形象地比喻为“归队”。柏群此前并没有相关从业经历，他之所以自称“归队”，是因为他对公司和金漆镶嵌行业非常熟悉，自己、家人和厂里的老员工们从来就不认为柏群是金漆镶嵌领域的圈外人或局外人。柏群在“归队”工艺美术行业之后，创办了新的平台和机构，为北京工艺美术界多种传统技艺、传统美术类非遗项目打造了新天地，企业和协会也正在形成越来越广泛的影响力。

笔者的另一位观察对象是景泰蓝制作技艺传承人熊松涛。他在大学期间攻读国际贸易专业，毕业后在一家外贸事业单位就业，工作稳定、待遇丰厚。工作半年后，他的父亲希望他把珐琅工艺传承下去，盘活父亲经营的工厂。经再三思考后他答应“归队”，接下来用7年时间，带着厂里的师傅研制用于制作高档手表的纯银珐琅表盘，以研究开发这项制作难度很高的工艺产品作为自己传承此项工艺的起点。

第三位观察对象是北京市东城区非遗代表性项目兔儿爷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胡鹏飞。与前两位传承人不同，胡鹏飞并非北京传统兔儿爷传承谱系中的“正宗”传承人，而是来自另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泥塑（凤翔泥塑）的发源地——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区六营村。

与前两位新生代传承人回归传承人队伍的原因不同，胡鹏飞进入兔儿爷的设计制作领域则主要是为了生计。2000年，胡鹏飞从家乡到北京打工，干过刷盘子、洗碗等各种工作，后来有机会在一家新开设的手工艺工作坊负责与泥塑有关的DIY工坊，开始进入北京的泥塑行业。当时，胡鹏飞并未全面学习和掌握北京传统兔儿爷的制作技艺，但从小对凤翔泥塑工艺的耳濡目染让他能非常自信地进入兔儿爷的经营和传承领域，这种进入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继承，可谓一种特殊形态的“归队”。

自2009年以来，胡鹏飞创作设计的兔儿爷作品获得了近百项各级别奖励，被多家机构和组织收藏。本文将胡鹏飞列为讨论对象，无意否认北京传统兔儿爷传承人的贡献，也无意强化有关兔儿爷传承正宗与否的争议，而是想将胡鹏飞视作特殊的新生代“归队”案例，通过与其他被观察对象的对比，以不同类型新生代的作为，呈现传统技艺传承过程中传承人的代际转换状态和影响传承创新的要素。

笔者同时也注意到六营村几位新生代传承人的“归队”。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泥塑（凤翔泥塑）代表性传承人胡新明的儿子胡锦伟和女儿胡锦媛，大学毕业在外工作几年后回到六营村与其父母一起从事凤翔泥塑事业。同村的另一位凤翔泥塑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胡深的外孙韩建斌，大学毕业后也回到村里从事泥塑技艺的传承与开发。这几位年轻人在大学分别学习产品设计、外国语（英语）和经济学等专业，回村后开始根据自己所学专长，为泥塑创建品牌，与父辈、祖辈共同开发新产品，开拓新市场。

这些“归队”非遗领域的新生代，不是回到非遗行业分享非遗保护政策红利，享受祖、父辈庇荫，而是尝试在传统技艺创新发展方面进行突破。像这样的新生代“归队”现象，虽然未必普及至多数非遗项目，但可能会成为非遗传承发展的重要现象。对其“归队”的动因，与老一辈传承人的角色差异及身份转换的讨论很有必要。

不能否认，促使新生代“归队”的原因与国家文化复兴大环境带来的机遇和各级政府的政策支持密切相关。此外，家庭、市场、社会及个人因素也是非遗项目代际传承中新生代“归队”的重要动因。本文将从以下四个方面重点分析。

（一）家族手艺传承的责任意识

作为传承人的父辈创立了一定基业，传承人和子女都不愿意其衰败下去，熊松涛与其父、柏德元与柏群父子是抱有这种想法的典型代表。熊松涛父亲所在的工厂从1969年建厂至2000年都是采用珐琅制品出口加工代工的经营模式。20世纪90年代，出口业务大不如前，厂内人员从鼎盛时期的七八百人缩减至不足200人。1998年是工美企业发展并不乐观的时间点，熊松涛与父亲一道挑起企业传承发展的担子，就是想着为企业打开新局面，谋求新发展。

1994年，柏德元接手管理集体的工厂。彼时工厂经营并不乐观，他拥有了一个“借款厂长”绰号。从1994年到2005年，柏德元带领该厂基本摆脱了债务，实现了股份制企业改制。2003年，柏德元让柏群“归队”时，并未充分权衡儿子到底是在原单位更有前途，还是“归队”工艺美术行业更有利于个人发展，他最希望的就是能让这家企业稳定发展，让技艺传承下去。柏群则有着近乎盲目的确信，认为父辈在以前的困难条件下都能做出成绩，自己肯定能做得更好。

（二）传统手工业企业转型的现实需要

在非遗资源产业化发展的当代语境下，传统手工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往往面临代际知识传递与现代化转型的双重挑战。这一现象在泥塑（凤翔泥塑）的传承案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胡新明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凤翔泥塑传承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人物之一，他带领凤翔泥塑走出国门、组织生产链、创新泥塑形态、改进泥塑工艺^⑤。胡新明创办的“新明泥塑非遗工坊”，集展陈、研学、产品开发、销售等功能于一体，在六营村有突出的影响力，入选了文化和旅游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共同组织评选的2022年“非遗工坊典型案例”（图1）。但近年来，网络新技术、新生活样态，以及与之紧密相随的新营销方式、新消费市场的到来，让胡新明感到力不从心，他的泥塑产业也面临转型。胡新明的儿子胡锦伟，就是在转型的关键时刻大学毕业回到了父母身边。子女的“归队”不仅让胡新明等老一辈艺人有了希望，更是让其所代表的凤翔泥塑焕发出新的生机。

▲ 图1 新明泥塑非遗工坊（谢崇桥 摄，2019年）

（三）拥有祖、父辈积累的声誉

并不是任何新生代“归队者”都能拥有父辈创立的产业基础。相比之下，胡深的外孙韩建斌不像前文提到的泥塑（凤翔泥塑）的其他三位传承人那样，拥有祖、父辈留下的较大产业基础，能对自己的继承、创新和发展形成支撑。但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称号、在泥塑产业已经形成的声誉和良好发展状态等无形资产也能为他的传承创新带来力量。除了技艺之外，韩建斌能继承的主要是胡深作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社会影响力。凤翔泥塑在全国乃至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有一定影响力，当地政府已经把它作为一项重要的文旅项目给予政策扶持，产业发展总体上的良好势头让韩建斌信心十足。

前人积累的声誉和产业发展的状态是无形资产，能够发现和利用无形资产，同时还能让这种无形资产保值增值，才能体现新生代的眼光和优势。

（四）拥有来自不同场域的“圈外”优势

到北京创业的胡鹏飞没有父辈创立的资产或荣誉可以继承，但他凭借从小在六营村的耳濡目染，在保留传统北京兔儿爷的核心文化内涵与工艺精髓的基础上，对兔儿爷的形象和制作工艺进行了大胆创新。

凤翔泥塑传统技艺对他而言可谓是支撑要件，正如胡鹏飞所描述的：“北京有很多行业专家都去过凤翔，了解六营村的泥塑，我一说自己是凤翔来的，大家都能认可。再加上我能直接在泥胎上绘制图案，让很多人都觉得了不起。”^⑥从六营村来到北京的胡鹏飞，在将凤翔六营泥塑与北京泥塑生产经营状况进行比较的时候，感受到了凤翔泥塑在生产经营场域上的“比较优势”，他将之运用到对北京兔儿爷的生产经营中。对胡鹏飞来说，熟悉凤翔泥塑的生产经营状况让他能闯进北京兔儿爷传承创新的场域，成为他在北京立足、打造新时代北京兔儿爷形象的根本力量，颇似一位北京兔儿爷领域的外来“归队”者。

如果在更大范围内探寻新生代“归队”的原因，很可能还会有更多发现。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共性，即无论是因为老一辈传承人的期望还是新生代自己的意愿，新生代“归队”的共同原因都是他们能给传统技艺项目带来创新发展的新路径，而不是因为“归队”后可以坐享其成。并且，本课题组在进一步探讨中还发现，从小在传统技艺生产生活场域内的耳濡目染是新生代能够自信地“归队”并且做出贡献的重要原因，这类局内人的身份优势和惯习对成长于技艺圈内的传承人子女们自然而然，几乎不需要人为促成，无形中成为传承人子女的特有素养。

“归队”非遗行业后的新生代，依靠有差异的创新方式，在技艺传承与文化实践中探索出差异化的路径，这些路径有助于分析新生代“归队”的内在逻辑。

（一）创造多维立体的推广平台

柏群在29岁“归队”之前是某单位的中层领导，“归队”之后，凭借自己在原工作单位练就的组织、宣传、推广能力，利用“燕京八绝”的品牌效应，打造了集公司、行业社团、综合性文化展示平台于一体的制作与推广体系。这样三位一体、互相促进的发展思路，对北京的金漆镶嵌行业而言可谓创新，对当时北京传统工艺美术领域也具有引领作用。北京虽然有不少工美企业，有各层级的协会、场馆，但把三者紧密联系，形成互相促进、互相助力、有机结合的立体推广方式，是曾经从事10年宣传推广工作的柏群得心应手的长项。正是这样的创新让柏群并没有受限于父亲的成规，努力开创自己的一片天地，为包括金漆镶嵌在内的多项北京工艺美术技艺的传承发展带来了新希望（图2）。

▲ 图2 金漆镶嵌工艺首饰

（北京金漆镶嵌有限公司 提供，2025年）

（二）创新工艺技术

熊松涛决定开发珐琅表盘，是因为看到国外杂志上对瑞士品牌表的介绍，其中提到，当时全世界掌握表盘珐琅工艺的技师不超过10个。于是他反问，自家厂里有几百人能制作珐琅器皿，怎么全世界就只有不到10人能做珐琅表盘呢？带着这样的问题，在“归队”一年多后，熊松涛着手带领技术团队研制珐琅表盘。但是，珐琅表盘的制作毕竟不同于传统的珐琅器物，欲呈现小而精致的效果需要对传统工艺进行大量突破性改进。熊松涛的创新，既包括对工艺的改进，也包括对传统珐琅器（景泰蓝）装饰方式的改变（图3、图4）。

▲ 图3 珐琅表盘（熊松涛 提供，2015年）

▲ 图4 珐琅表盘应用效果（熊松涛 提供，2015年）

你不能把传统文化这些好的东西生搬硬套地拿过来，要做一些改变，符合现代人的思想，也符合这个时代的特征。所以说，我们在设计上必须既体现出中国元素，又有一些国际水平。而且，它不是简单地做一些工艺品，而是真正做件艺术品。你过多强调设计，它的工艺性就没有了；你过多强调工艺性，它的设计感就没有了。我们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既有工艺，又有设计，而且这种结合以后也是不断发展的。^⑦

熊松涛团队把传统珐琅器的30多道工序增加到了53道，在掐丝的细微程度、工艺的体现、图案的灵动性上，都有很大变化，用料也有区别。虽然主要程序都在，但小细节都变了，制作方法也变了。在注重“传承”的手工艺人看来，这对传统工艺几乎是一种颠覆。但这种创新不仅造就了优质的珐琅表盘，也让景泰蓝制作技艺的传承呈现出全新面貌。

（三）改进生产流程和工艺品的传统面貌

按照胡鹏飞自己的说法，最初他对北京兔儿爷的主要创新是“改进了兔儿爷的制作工艺”^⑧。2003年，胡鹏飞在北京潘家园摆摊卖凤翔泥塑，一边自己制作泥塑一边给市内多家店铺送自己的作品寄售，慢慢发现北京当时的民间泥塑制品市场有很多可改良之处^⑨。比如，北京传统兔儿爷的制作和售卖，完全凭借手艺人单枪匹马全程制作，费工费时，售价也高。而凤翔泥塑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实现了流程化分工制作，高效高质，成本也能降低很多。

胡鹏飞的创新由此出发。首先，改革生产工序，降低制作成本。仅这一项改变，兔儿爷在确保质量的情况下，价格就能从当时市场上的六七十元甚至上百元降到十几元一个。胡鹏飞的做法其实并不新鲜，即通过组织有效生产而降低成本。但是，在21世纪初，工艺美术界很多人仍然处在20世纪90年代传统工艺美术企业大滑坡带来的阴影中，不敢有太多“胡思乱想”，而胡鹏飞把握住了机会，扩大了其生产的兔儿爷的市场占有率和在年轻人群体中的影响。

其次，创新传统北京兔儿爷的材质、色彩和造型。在材质方面，为了解决成品不够耐摔的问题，有一些制作兔儿爷的师傅选择入窑烧制的方式，但这会降低成品率，提高生产成本。胡鹏飞借鉴凤翔泥塑的制作工艺，在泥中加入棉花，提高成品率且节省成本。在色彩方面，吸收了诸多戏剧舞台元素，彩绘以朱红、石青、花青、藤黄、金为主色，搭配石绿、胭脂等作为辅色。在造型方面，作为局外人的胡鹏飞推出的兔儿爷形象曾经备受争议。北京传统兔儿爷曾有在中秋节作月下祭拜、祈福辟邪的文化功能，所以传统形象特征是头比较小，五官勾画简单，表情严肃甚至有的双眉倒竖、怒目圆睁。胡鹏飞团队经过研究，认为这样的形态不适应当下年轻人的审美和市场需求，于是自2005年左右，推出了夸大头部，五官造型清晰立体并且面带甜美笑意的卡通兔儿爷形象，与传统兔儿爷形象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有人曾质疑其“不正宗”，但却得到了市场的认可，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的肯定（图5）。

▲ 图5 泥塑生肖（胡鹏飞 提供，2019年）

（四）面向新技术、新业态的转型

在六营村，胡新明是一个时代的象征，是40多年来该村泥塑制作专业户的一杆旗帜，他曾代表陕西民间艺人出国展演，其作品成为生肖邮票的主图案，在凤翔泥塑的发展史上可谓是开创性的。但如何利用互联网新技术，如何跟上网络和数字化时代，“归队”的新生代更有办法。他们很快建立了网上营销宣传渠道，改变传统的多级批发营销方式，凤翔泥塑也随着网络传播形成越来越广泛的影响。胡锦伟还意识到了产品加工升级、包装升级、工艺和材料改进等的重要性^⑩，并且着手将凤翔泥塑与旅游产品结合、与动漫结合做出一些文创产品。

总体而言，这些“新生代”的共同特点，就是能把自己对传统技艺的了解和对新时代需求的观察结合起来，发现创新点并且努力实践，突破传统技艺当下面临的一些困境。尽管他们的能力各不相同，发展的方向也有差异，但都能促进技艺传承创新，从不同角度为传统技艺找寻新的发展方向和可能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新生代完成的面向当下的创新任务，几乎不可能由老一辈传承人完成，也难以由那些专注于技艺传承而缺少跨领域经历和探索精神的“保守型”传承人完成。

新生代“归队”后的作为，尤其是探索新道路的尝试，必然面临一个容易引发争议的问题，即他们的探索是否符合传承传统技艺及文化的要求？他们的创新是否已经超越了非遗传承保护的边界？回答这类问题，首先应该弄清，传承与创新的边界到底在何处？何种程度的变化算是超出了传承保护范围？为此，我们不妨重新审视国际、国内的相关文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非遗公约》）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是：

“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在本公约中，只考虑符合现有的国际人权文件，各社区、群体和个人之间相互尊重的需要和顺应可持续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⑪

这其中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关键词（组），一个是“世代相传”（Transmitted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另一个是“不断地再创造”（Constantly Recreated），并且这种再创造是在“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不断进行的。也就是说，在国际层面，非物质文化遗产既强调传承性，也强调再创造，因为时代和生活环境并非僵化不变，传统技艺只有“不断地再创造”才能“适应周围环境”，与“自然和历史”“互动”（Interaction），真正实现延续和传承。强调原汁原味的传承而不敢面向时代再创造的观念，往往将非遗技艺引向失去生活基础、失去生存环境的死胡同。再创造正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世代相传”，而“世代相传”并非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终极目的，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最终目的是为创造和传承非遗项目的“社区和群体提供持续的认同感”，“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认同感”（Identity）“文化多样性”（Cultural Diversity）“人类创造力”（Human Creativity）是重要关键词。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不能有利于传承群体被认同，失去了对创造力的尊重甚至反过来阻碍创新，必然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的精神背道而驰。

相应地，我国《非遗法》第一条指出，制定该法是“为了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第四条进一步强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第三十七条也对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作出了鼓励和支持性规定：

国家鼓励和支持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特殊优势，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上，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开发具有地方、民族特色和市场潜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对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单位予以扶持。单位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依法享受国家规定的税收优惠。^⑫

也就是说，国家支持和鼓励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开发利用，并且可以对这样的合理利用予以税收优惠和其他扶持。不仅“开发具有市场潜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是非遗项目面向新时代的创新、创造，即使是为了传统技艺的顺利传承，也常常不得不面向新时代做出某些形式和内容方面的创新。只要不以歪曲、贬损的方式对待非遗，就不算超越《非遗法》关于“合理利用”的界限。在上述案例中，“归队”的新生代们对传统技艺的创新和利用，是向着当代人更为喜闻乐见的方向，向着服务百姓生活日用方向的合理利用，并且得到消费市场的认可，取得了良好成效。由此可见，非遗面向当代的创新，变化和合理利用都应受到鼓励、支持，只有“歪曲和贬损”才是不该逾越的红线。

如果我们在“是否歪曲和贬损”这个问题上仍然存有争议，那么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和群体的文化认同”，更有理由成为衡量非遗创新是否越界的标准。胡鹏飞制作的兔儿爷，虽然相对于曾经的北京传统兔儿爷有形态上的差别，似乎是改变了兔儿爷的传统形象，但正是这样的改变，让当代人重新喜欢上这个源于传统、代表北京区域性文化的象征物，唤起了大众对兔儿爷所承载的传统群体文化的认同。熊松涛研发的表盘及系列珐琅器，与北京传统珐琅器的工艺、品类和样式有了不少差别，随着其品牌影响力的扩大，北京景泰蓝逐渐摆脱了20世纪90年代在国际国内“走下坡路”的阴影，如今，经常以国礼、国际时尚产品等面貌作为北京代表性工艺美术品类被大众认可。“燕京八绝”曾经只是一个北京工艺美术领域内部人士的提议，即使在行业内也存在对此表述的分歧。“燕京八绝”协会等平台将这个概念推至大众面前，使北京工艺美术的代表性品类有了整体形象的呈现，有利于相关品类的从业者形成群体意识，扩大北京工艺美术的影响力，也有利于促进人们对北京工艺美术品类多、水平高、品质优特征的整体理解。六营村的两代创新者不仅使“六营”成了几乎与“泥塑村”可以互换的名词，让这个村庄的每位村民乃至凤翔人都津津乐道，也让凤翔泥塑成为凤翔区的文化标杆在国内外广泛传播，被一代又一代年轻人认可。

面向当代生活的创新，虽然部分改变了传统技艺的形态样貌，却让这个群体文化的象征物得以保留，从而让其所象征的群体文化得以传承，这正是适应当代社会环境和历史现实的再创造，是非遗项目传承保护的必要性所在，也是非遗不断焕发活力的现实途径。

回溯历史，我们常会感受到，越是远古的历史，线索越单一和清晰，人物和事件似乎越确定与单纯。越是切近的历史，事件越纷繁复杂，史料多得让接受者能产生反反复复的对立结论。很显然，并不必然因为古代社会比今天简单，而是因为史料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丢失，记录下来的事件越来越倾向于集中化和单纯化^⑬，大多数事件会随着当事人、知情者的离世及物证的灭失而失去记录。人类不是在单一路径中向前发展，而是在探索中一步步前进的。相对于前进的那一步，还有更多步伐都留在了探索过程中的岔路上。传统技艺传承的过程中，老一辈和新生代可谓从不同维度推动传统技艺向前发展的探索者，二者之间存在分歧、合作以及身份的转换过程。

（一）传承信念的两个维度——“经验性确信”与“探索性确信”

新生代传承人的尝试不一定都能获得成功，但却为传统技艺当代发展带来若干可能性和启发，其中总有一些道路能促进传统技艺适应当代生活。我们最初的认识不过是看到有新生代“归队”而感受到非遗保护的成效，但越来越多的案例表明，新生代“归队”后承担了非遗发展创新的重任。新生代之所以敢于担此重任，是因为他们对自己和传统技艺的未来发展方向充满信心。尽管在其他人看来，这种信心是近乎盲目的、缺乏技术经验依据的，但正是这种信心推动了由新生代引领的创新发展之路。

在“归队”之初，柏群就承受着很大风险：一方面，其父数十年对企业的有效管理存在光环效应，公司其他领导和员工未必能接受他们父子的更替；另一方面，如果没有新的突破，他会被认为只是为了享受父辈打下的基础而“归队”，是无能的表现。让柏群接受这个挑战的原因，不是他掌握着核心技艺和关键技术，而是他内心的责任与信念。他认为，自己的工作经历具备了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以及对政策把握的敏感度和相对高位的视角，再加上不服输的性格，确信在父辈的基础上一定能干得更好。

同样，顶着厂里很多人的质疑，连续7年每年花掉厂里少则五六十万多则上百万的资金，而看不到成功的迹象，这对于一个城郊乡镇中小型企业里的引路人来说，压力是不言而喻的。当时还算不上技术行家的熊松涛，是否有十足把握取得成功，恐怕大多数厂里员工都没有信心。当年面对众多员工的质疑，熊松涛给出的答复一点也不含糊——“一定能成”。他回答的依据，不是数据，不是技术或完美的实验计划，而是心中的信念：

我相信，只要你想做一定能成，没有不成的。航天飞机都上天了，中国都登月了，太空都行走了，咱这个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啊，只要有信心一定能成。^⑭

类似情形也出现在胡鹏飞身上。胡鹏飞借鉴凤翔泥塑工艺流程降低兔儿爷生产成本、创新兔儿爷形象的做法，让他把握住了兔儿爷的市场机遇。这样的机遇，如果说彼时的北京工艺美术界没人发现似乎不可能，但胡鹏飞的优点是，他只是一个泥塑行业的“归队者”、北京兔儿爷领域的“闯入者”，兔儿爷的传统技艺与营销方式没有成为他的包袱，他相信自己的做法符合当今社会需求，符合可持续传承对创新的要求，有可能成为未来的发展方向。

创新者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坚信自己一定能做好，能比前辈做得更好，尽管这种坚信不一定有充分的依据，但它是不易被推翻的信念。在心理学领域，“自信”作为一种对人有重要影响的心理因素被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重视并进行研究。大量研究表明，自信对人的心理健康具有重要作用，并且可能是事业成功的必要条件⑮。每一代优秀的传承人都充满自信，但自信在老一辈和新生代传承人身上的表现并不一致。老一辈传承人的自信可谓胸有成竹，表现在对自己所熟知的、充分掌握的或者已经确定的技艺、工艺、规律等的确信，基于长期积累的经验，他们对熟知的事象有近乎十足的把控能力。正是因为这种对过去经验的确信，老一辈传承人通常愿意按部就班地传承传统技艺。而新生代传承人的自信似乎是“盲目”的，表现为一种对未知、未实现之可能结果的探索。在结果未出现之前，新生代常常既无数据支持也无案例可依，容易被老一辈质疑为盲目和不可靠。因此，老一辈和新生代之间既是前后传承的接续关系，也常常出现类似保守者和开创者的冲突。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称“老一辈”与“新生代”，并非年龄意义上的老年人和年轻人，而是为了体现技艺传承过程中身份、心态和行为变化的相对概念。“老”与“新”不是固定的身份标签，在同一传承人身上，还具有从新生代向老一辈身份转变的历程。在“老一辈”处于“新生代”的时期，因为对技艺的掌握、对规律、规则、相应结果的把握并不充分，处于探索阶段，探究意识比较强，表现出“探索性确信”。变成“老一辈”之后，对技艺、规律及成果了然于胸，其自信的指向和表现也会发生变化，“对未知结果的确信”变成了“对已知结果的确信”，探索逐渐成为经验，对确保能做成的事充满自信，对把握不大的未知领域，逐渐生出敬畏之心，有可能会变得不敢再探索，趋于保守。

在技艺传承过程中，老一辈传承人的“经验性确信”和新生代传承人的“探索性确信”都具有重要意义。“经验性确信”能确保技艺传承的有序和稳定，而“探索性确信”则是面向新时代创新发展的前提。每一代创新者面临不同时代环境，有着不同的风险和机遇，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不守成，不走老路。睿智的老一辈传承人会对新生代的“探索性确信”给予宽容和支持，为新生代的创新发展提供支持。正如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所指出的，“孩子们，青年人，将提出我们连想都不会想到的问题”，老年人应该与青年人一起去寻找答案^⑯。

（二）新生代“归队”对传承场域的突破

马克思（Karl Marx）指出，“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⑰。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提出以“场域”和“社会空间”的概念来作为重新认识社会的工具，并用“游戏”“战场”等来比拟“场域”，认为社会可以被看作是各个相对自主的场域的聚合，每个场域都规定了自己的价值观、拥有自己的调控原则，并且强调，“根据场域概念进行思考就是从关系的角度进行思考”^⑱。在对上述新生代个案进行观察时，我们发现，成长于非遗场域内的新生代，虽然可能并不熟练掌握大家所公认的特定非遗项目的技术资本，却因为长期耳濡目染而对该场域的各种惯习、符号以及由此形成的各种关系了然于胸（虽然他们并不一定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更为关键的是，一段脱离该场域的经历有可能赋予他们这个场域内不具备的其他资本，包括该场域内人们不具备的技能、眼界、知识等。或者至少，他们获得了一种旁观者的视角，能比一直在特定技艺圈内的人更容易发现原来场域的局限性，更容易看到多种发展方向。柏群意识到北京金漆镶嵌等工艺美术技艺需要更广阔的平台；熊松涛看到珐琅表盘的市场潜力，寻求珐琅工艺技术的新突破；胡鹏飞以改变传统兔儿爷的制作方式和造型为北京兔儿爷找回市场需求；胡锦伟和韩建斌为凤翔泥塑拓展网络市场和为产品升级换代做出的努力，都能体现出他们在跨越不同场域后获得的适应新时代需求的力量，这种力量能助力他们在传统技艺领域的传承创新，这是传承人子女“归队”不同于以往父（母）子（女）传承的特殊性所在。

如果把传统技艺传承场域看作一种群体社会形态，新生代回归前后的传统技艺传承领域，也颇似玛格丽特·米德指出的“前喻文化”向“并喻文化”“后喻文化”社会形态的转换过程^⑲。传统模式以师傅为榜样，要求徒弟对师傅言听计从，严格传承师傅技艺的传承场域类似于“前喻文化”社会形态中后辈遵从于长者的方式。而新生代传承人的“归队”打破了传统技艺传承场域的“前喻文化”传承模式，新生代带回其他场域的知识技能，让传统技艺传承场域转换成“并喻”甚至“后喻”文化形态而焕发出时代活力。“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后喻文化”社会形态都有其价值，但如果传统技艺传承文化圈总是保持在“前喻文化”的状态，技艺传承之路会越走越窄，要借助“归队”的新生代们打破僵局，走向“并喻”和“后喻”的状态，实现面向时代的创新发展。

新生代的“归队”可谓父（母）子（女）传承的一种特殊形式，关注新生代“归队”现象让我们发现，从小在传统技艺文化圈内耳濡目染的传承人子女，虽然并不一定充分掌握全部技艺，但在其他领域获取知识、经验后，重新回到传统技艺传承创新领域，能给传统技艺带来更广阔的创新发展可能。

笔者关注传统技艺文化圈的新生代，并不是要提倡传统的“传内不传外”“传子女不传他人”的坚守，而是希望重新思考父（母）子（女）传承这种传统传承方式对当代非遗技艺传承的影响，重新审视新生代与老一辈的差异和角色转换，分析传统技艺传承场域对新生代传承人成长的意义，探讨培养和支持传统技艺创新发展新人的途径。

传统技艺的生产性保护或者结合产业来保护^⑳，需要重视新生力量的培养，尤其要注重传统技艺文化圈内人才的培养和选拔，关注特定场域对新生代传承人的影响力。同时，在一定范围与标准内尽可能扩大圈层，增强传统技艺文化的社会影响力，让更多的年轻人成为“圈内人”。并且，鼓励新生代在适当的时候“出圈”，在其他领域获取传承创新的力量。

当然，并非任何传统技艺项目只要动员新生代“归队”都会马上变得生机无限。我们可以支持和鼓励新生代的“归队”，但也要防止夸大新生代“归队”的作用。人为诱导或强迫大量新生代“归队”，或者令已经失去市场前景和社会效益的传统技艺项目传承人后代“被迫”重拾该项目，这势必背离非遗传承保护的真正目的。

本文调研和撰写的时间跨度较大，在文章初稿写完之后的几年，我们又看到一些新的现象：熊松涛已经成为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他的作品已经成为业内首屈一指的高端作品，他的言谈和作品中已经有着明显“经验性确信”，他女儿也已经留学回国加入首饰设计师的队伍，成为新一代“归队者”。在课题组对熊松涛的访谈中，我们能明显感受到熊松涛和他女儿之间的代际更替与转换的状态，有合作也有分歧，很符合前文所讨论的一些基本特征^㉑。子女还未成年的胡鹏飞，也已经意识到自己有可能逐渐走向保守，从企业发展的角度考虑，常常提醒自己要多给团队中的年轻人试错、创新的机会。在面向市场的过程中，不仅是兔儿爷造型的创新，也可能是以泥彩塑为中心的各类新产品以及全新的营销方式。面向市场的未来，很可能需要年轻人来创造引领，而不再是自己^㉒。“老一辈”和“新生代”的角色更替一直在继续，也值得我们持续关注。

①②⑫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EB/OL].（2011-05-10）[2025-07-01]. https://www.gov.cn/flfg/2011-02/25/content_1857449.htm.

③ 姜又春.民俗传承论[J]. 青海民族研究，2012（3）：140-146.

④ 谢崇桥.濒危传统手工艺的界定及等级划分[J]. 民族艺术，2017（6）：67-74.

⑤ 常琛.陕西凤翔泥塑文化产业探索[D].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0：21-23.

⑥⑧⑨ 被访者：胡鹏飞，38岁，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区六营村人，北京“吉兔坊”泥塑工作室创始人；访谈人：谢崇桥，李亚妮；访谈时间：2019年7月14日；访谈地点：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吉兔坊”工作室。

⑦⑭ 被访者：熊松涛，39岁，北京人，北京靛庄花丝厂第三代传人；访谈人：谢崇桥；访谈时间：2015年5月15日；访谈地点：北京市通州区漷县镇靛庄花丝厂内。

⑩ 被访者：胡锦伟，22岁，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区六营村人，新生代凤翔泥塑艺人；访谈人：仵军智、李亚妮；访谈时间：2019年4月7日；访谈地点：六营村胡锦伟家中。

⑪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22年版本）[EB/OL].（2023-06-13）[2025-07-01].https://www.ihchina.cn/zhengce_details/27534.html.

⑬ 安托万·普罗斯特.历史学十二讲[M]. 王春华 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56.

⑮ 车丽萍.自信的概念、心理机制与功能研究[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2）：86-89.

⑯ 玛格丽特·米德.代沟[M]. 曾胡，译.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90.

⑰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M]. 2020：220.

⑱ 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 李猛，李康，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33.

⑲ 玛格丽特·米德.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M]. 周晓红，周怡，译.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7.

⑳ 吕品田.在生产中保护和发展——谈传统手工技艺的“生产性方式保护”[J]. 美术观察，2009（7）：5-7+4.

㉑ 被访者：熊松涛，49岁，北京人，北京靛庄花丝厂第三代传人；访谈人：谢崇桥；访谈时间：2025年6月24日；访谈地点：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熊氏珐琅”艺术博物馆。

㉒ 被访者：胡鹏飞，44岁，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区六营村人，北京“吉兔坊”泥塑工作室创始人；访谈人：谢崇桥；访谈时间：2025年6月24日；访谈地点：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吉兔坊”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