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雪莲¹刘武根²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多元化乡村治理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9ZDA114）；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重大项目“健全城乡基层治理体系研究”（项目编号：24LLZZA09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涂雪莲，女，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刘武根，博士，中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乡村振兴、党的建设与基层治理。

（刘武根）

[摘要]：文化是乡村的根与魂，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精神支撑和重要基石。贵州有着丰富多元的物质文化、绚丽多彩的精神文化、奇丽多姿的生态文化。各民族文化赋能乡村振兴是全面实施乡村铸魂工程的迫切需要，也是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题中之义，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必然要求。但是，当前贵州民族文化还存在着物理生存空间缩减、开发利用形式单一、产业融合发展滞后、传承创新人才不足、优质公共服务有限等现实问题。基于此，围绕乡村振兴战略全局，从优化文化空间整体布局、创新优秀传统文化、加快发展文化新兴业态、壮大文化建设主体力量、重塑公共文化服务秩序五个层面来赋能乡村振兴，推进农业提质增效、农民全面发展、农村文明进步。

[关键词]：民族文化；乡村振兴；贵州

贵州作为民族文化大省，其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与鲜明地域特色的民族文化，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文化滋养。2021年2月，习近平赴贵州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时指出：“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特色苗绣既传统又时尚，既是文化又是产业，不仅能够弘扬传统文化，而且能够推动乡村振兴，要把包括苗绣在内的民族传统文化传承好、发展好。”[1]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是不可复制的瑰宝，这些元素沉淀与印刻着各族人民的生活景观与智慧结晶。贵州民族文化赋能乡村振兴，是一条将深厚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动力的创新之路。通过挖掘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与乡村振兴战略相结合，可以开辟出一条既传承文化又促进发展的特色路径，为乡村振兴注入全新活力。2024年2月，中央一号文件要求，“繁荣发展乡村文化。推动农耕文明和现代文明要素有机结合，书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乡村篇”“加强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2]，再次吹响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时代号角。贵州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高度重视对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扎紧文化之根，铸牢文化之魂，坚持以文化发展促乡村振兴、以乡村振兴带动文化发展。

纵观已有研究发现，当前学术界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纳入乡村振兴的研究范畴，积极探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乡村振兴的互动关系，研究视角日益丰富，研究成果臻于成熟。在理论层面，主要从赋能、助力、促进、引领、融入的视角阐发两者之间的关系，如：赵晨阐释了以“第二个结合”赋能乡村振兴的价值意蕴、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3]；张力文探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助力乡村振兴的价值逻辑、生态逻辑、文化逻辑[4]；舒坤尧论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乡村振兴的价值意义与实践路径[5]；张明皓等剖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乡村文化振兴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进路[6]；孙超分析了农业文化遗产资源融入乡村振兴的新特点、新机遇与新对策[7]。在实践层面，部分学者关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在地考察，如李光绪基于吉林省民族地区“西村”实践、高俊山基于湖南湘西自治州调研，研究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以上研究成果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但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乡村振兴互动关系的政策阐释和理论分析着力甚勤，但定量研究和实证分析的文献不多，对策和建议欠缺实操验证；二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乡村振兴互动关系的宏观解读多，对日常化、具体化、生活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关注不够。基于此，本文尝试从贵州民族文化出发，在详细分析贵州民族文化的基础上，竭力探索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意义、存在的问题和优化路径，以文化赋能乡村振兴谱写贵州农业农村现代化新篇章。

“贵州自古就是各民族交汇融合的走廊，其丰富的民族文化形态是贵州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特色资源。”[8]贵州民族文化因其独特性和多样性，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软实力”逐渐成为高质量发展的“硬支撑”。

（一）物质文化

物质文化是可视可听可感的有形文化，是历史上遗存至今的人类生产生活的物质成果，映射着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发展水平和人类文明程度。贵州各民族物质文化主要表现为兼具浓郁民族风情与深厚文化底蕴的民族村寨、民族建筑、民族古迹、民族饮食、民族服饰等具体文化形态，为乡村振兴提供了物质载体和物质保障。第一，民族村寨是乡村的基本结构，是乡村文化的“活载体”，直接承载着各族人民物质生产和精神生活的历史印迹和日常点滴。2021年，贵州省民宗委印发的《贵州省“十四五”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规划》显示，全省有12000多个民族村寨，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极为丰厚。第二，民族建筑是乡村文化的“活化石”，直观展现着各族人民的生存状态、生活场景和审美旨趣。贵州拥有着丰富多彩的民族建筑，如苗族吊脚楼、侗族鼓楼、布依族石板房等，无不体现出贵州独特的人文特色和各族人民的智慧传承。第三，民族古迹是乡村文化的“活文物”，生动叙写着民族发展的历史变迁，再现着民族文化的灿烂辉煌。贵州有多个与民族历史文化相关的文物古迹，如镇远城东青龙洞、增冲村鼓楼、大屯乡土司庄园等，已经成为最具展示力和最具吸引力的亮丽名片。此外，贵州的饮食、服饰、交通、生产工具等要素都是具有地域特色和民族风情的物质文化，如何将这些特色文化产业化、特产产业文化化，让民族地区物质文化“活起来”，成为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全新课题。

（二）精神文化

精神文化是物质文化基础上衍生出的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集合，影响着人的精神状态和精神生活，塑造着人的精神世界。贵州各民族精神文化涵盖民族语言文字、民族文艺作品、民族节庆习俗等具体文化形态，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宝贵的精神财富。第一，民族语言文字既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又是民族文化本身，它在讲述民族故事和宣介民族文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贵州各民族语言资源突出，苗族、布依族、侗族等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为乡村振兴提供了丰富的语言工具。第二，民族文艺作品是民族文化的集中展示，它在塑造民族形象和展现民族文化底蕴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贵州各民族文艺作品数不胜数，通过文艺作品叙说着社会发展新风貌、民族文化新传承、美好生活新向往，如讲述少数民族乡村振兴故事的文艺作品展《侗寨琴声》、报告文学作品《江山如此多娇》、文艺剧目《云上梯田》，不仅让各族人民了解到乡村振兴的现实图景，还提高了各族人民投身乡村振兴实践的热情。第三，民族节庆习俗是民族文化的直接呈现，它在展现民族精神风貌和传递民族感情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贵州各民族民俗节庆活动丰富多元，如以生产生活为主题的水族端节，以祭祀天地和祖先为主题的苗族祭尤节，以婚恋为主题的布依族查白歌节等，饱含着各族人民辞旧迎新、祭祀祈福、求偶择偶等美好寓意，极大丰富了各族人民的精神生活，为推进乡村振兴建设提供了精神支撑。

（三）生态文化

生态文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人与自然生态关系上的具体表现，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文化。贵州各民族生态文化涵盖各民族与自然的长期相生相处中形成的生态美学、生态法规、生态伦理等，为乡村振兴提供了绿色引擎。第一，生态美学是生态文化的形式浅层，生态学与审美学智慧交织，追求乡村生态布局的平衡美。贵州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各民族依山而居、傍水为邻，独特的地质地貌造就了多元的乡村生态景观文化，如加车村的加榜梯田景观文化、镇山村石板景观文化、兴义市万峰林喀斯特地貌景观文化，均充分体现了乡村建设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智慧。第二，生态规范是生态文化的制度中层，生态学与法学理念交互，守护乡村生态环保的秩序美。贵州各个历史时期对于绿水青山的维护和管理都有规定，从早期各民族的习惯规则到新时代的法律法规，都致力于用法律权威规范各族人民的行为，为乡村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法律保障。第三，生态伦理是生态文化的观念深层，生态哲学与伦理学思维碰撞，彰显乡村生态建设的道德美。在“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影响下，各民族渐进生成一套生态智慧和处世哲思，如彝族“山水崇拜”、苗族“枫木崇拜”、布依族“神树崇拜”等信仰或习俗，都反映出贵州各族人民敬畏自然、尊重自然的生态环保意识和道德义务。总之，弘扬和传承贵州各民族生态文化，奏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协奏曲，有助于实现生态“含金量”和发展“含绿量”同步提升。

梁漱溟指出：“中国文化是以乡村为本，以乡村为重；所以中国文化的根就是乡村。”[9]没有乡村文化的振兴，乡村振兴是不完整的，也是缺少根基的。在数千年历史发展进程中，贵州大地孕育出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彰显着独特的精神特质，对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一）传承弘扬民族文化是全面实施乡村铸魂工程的迫切需要

习近平指出：“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要深入挖掘、继承、创新优秀传统乡土文化”[10]。文化是乡村的灵魂，文化兴，乡村兴。只有传承和发展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守住中华文明之根，赓续农业文明之脉，铸牢乡村文明之魂。贵州民族文化辨识度和知名度高，是当地乡村振兴的一张亮丽名片。通过文化赋能乡村振兴，为乡村凝魂聚气、赋能聚力，推进新时代乡村振兴工作行稳致远。第一，为乡村思想道德建设提供了文化资源，促进德育兴村。挖掘贵州民族文化中的思想道德资源，深层剖析各民族古代先贤、古代典籍、古代传说等蕴含的道德伦理、思想观念和价值规范，既满足广大村民文化寻根的现实需求，又为他们思想情感沟通提供文化空间，提升农民群体的思想道德素质，共同营造和美、和善、和谐的乡村社会氛围。第二，为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文化环境，建设文明强村。传承贵州民族文化中的精神文明作品，将各民族语言文字、民族文艺作品、民族节日庆典等精神文化与现代文化融合起来，创造出符合时代特点、农民喜闻乐见的文化作品和文化活动，提升乡村社会的整体文明水平，形成向上、向善、向美的乡村精气神。第三，为乡村乡风文明建设提供了文化滋养，正乡风以兴乡村。弘扬贵州民族文化中的乡风民俗观念，整理各民族家训、村规民约等相关历史资料，并以建设乡村历史文化馆、乡土文化论坛、乡村民俗节庆、乡村公共文化设施等形式展现其中蕴含的文明乡风、淳朴民风、良好家风，推动移风易俗，形成互帮、互助、互爱的社会风尚。挖掘、弘扬和传承贵州民族文化，把文化贯穿于乡村振兴各领域，达至德化人心、滋润人心、凝聚人心的重要作用。

（二）传承弘扬民族文化是实现农民精神共同富裕的题中之义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仅要带领全体农民“富口袋”，而且要带领全体农民“富脑袋”。实现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既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目标，又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环节。贵州民族文化是各民族在数千年历史传承中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为当地实现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供了丰厚的文化滋养。第一，有助于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贵州各民族中的广大农民不仅期待在物质上一起富起来，还期待在精神上一起富起来，过上更加物质富足和精神充盈的美好新生活。贵州民族文化是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在内涵上本土农民更加易于接受，在形式上本土农民更为喜闻乐见。因此，将贵州民族文化转化为精神文化产品和活动，是丰富本地区农民文化生活的关键举措。第二，有助于满足农民精神文化需要。贵州已经将文化开发利用和文化传承创新纳入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整体规划，通过有目的、有计划地推进乡村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尽可能地满足农民的文化知识需要、精神享受需要、文化传承需要等多层次精神文化需要。第三，有助于提高农民精神境界。在贵州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中，不难发现，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道德观念、美学思想、民俗节庆、非遗技艺等，对于广大农民涵养道德品质、培养审美能力、丰富劳动技能都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总之，只有促进农民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才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提供动力与支撑。

（三）传承弘扬民族文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必然要求

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建设文化强国的重大战略任务，不断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在这一战略任务的引领下，将贵州民族文化作用于乡村振兴的实践场域，有益于以文化振兴提升乡村振兴驱动力，以文化自信提升民族凝聚力，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凝心聚力。第一，有助于贵州民族文化传承发展，为建设文化强国厚植历史根基。贵州民族文化承载着各个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文化资源。推动贵州民族文化传承和发展，促进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断激活文化蕴含的丰富内涵，为文化强国建设添底蕴、赋新能。第二，有助于贵州各民族文化互鉴互促，为建设文化强国注入生机活力。各民族文化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有力推动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交往交流交融中互鉴互促，在互鉴互促中共生共长，为文化强国建设聚合力、添活力。第三，有助于发挥民族特色文化优势，建设多彩贵州文化强省，为建设文化强国凝心聚力。贵州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民族特色，传承弘扬各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推动乡村文化振兴，都指向建设多彩贵州文化强省建设目标，为文化强国建设增信心、鼓干劲。

目前贵州已经充分认识到民族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价值。“赋能的关键是激发和增强‘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即通过‘组合拳’的方式来激发农民的文化自觉、强化主体意识和能力”[11]。这就要求各族人民着力在文化生存空间、文化开发利用、文化产业发展、文化创新人才、文化公共服务等方面形成“组合拳”，助推乡村振兴提质增效。但这些方面还存在问题，唯有解决好这些问题，才能更好地发挥赋能增益作用。

（一）贵州民族文化的物理生存空间缩减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城乡关系发生重塑，具体体现为乡村发展要素的流出和城市文明的流入等特征。一方面，现代化对乡村的冲击表现为乡村要素向城市流动，将致使乡村发展“空心化”倾向，乡村面临民族文化村落凋敝、民族文化产业空虚等问题，不可避免地出现乡村文化的物理生存空间缩减现象出现。另一方面，现代化对乡村的冲击还表现为城市文化向乡村的输入，拜金主义、消费主义、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潮涌入乡村，也将导致乡村文化“边缘化”倾向，乡村生态伦理、道德底线、人际关系等不断受到现代文化形式的冲击，致使原本具有乡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日渐式微，同样会出现挤压乡村传统文化的物理生存空间的现象。例如，黔东南自治州部分农村地区简单地用城市元素和风格取代传统民居和田园风光，苗族、侗族等民族元素没有得到充分地传承和运用，导致乡土特色和民俗文化流失[12]。

（二）贵州民族文化的开发利用程度不高

响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工作的号召，贵州乡村开发利用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势头良好，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辐射力和影响力，但是现阶段开发利用工作还存在问题，致使开发程度不高、利用效果不佳。第一，开发利用形式单一化。贵州民族文化的开发利用大多表现为文化形象宣介、文艺汇报演出、文创产品展示等常见传统形式，对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开发程度浅，宣介效果有所折扣。第二，开发利用体系碎片化。贵州地处云贵高原东斜坡地带，“典型的山-坝地域结构导致城乡要素流动不畅，乡村多呈‘孤岛式’分布”[13]，这为乡村引入相关企业帮扶并实施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开发利用项目带来了空间阻力，导致开发利用体系还处于碎片化、零散化状态。第三，开发利用产品同质化。贵州各民族村落积极打造自己的“文化名片”，大都青睐编排大型情景歌舞、展示民族服饰乐器以及补建民族特色建筑，难以收到“千村千面”开发利用产品的理想效果。

（三）贵州民族文化的产业融合发展滞后

乡村文化产业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增长点，是发展乡村文化和社会生产力的根本要求，又是激发乡村文化创新活力的必然选择。近年来，贵州民族特色文化产业逐步兴起，积极与文化旅游、民俗体验、生态农业等产业融合发展，但文化产业融合发展效果还不理想。第一，产业融合发展缺少系统开发。贵州各村落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生态文化、民俗文化资源。乡村地区各级领导干部和企业家已经初步认识到这些资源的现实价值，但对其历史文化底蕴、社会经济效益、生态转化价值等认识不够深化，文化资源的开发和挖掘还停留在表层，未能有效将乡土文化的深厚底蕴转化为乡村发展的强大动力。第二，产业融合发展缺少科学规划。当前部分地方政府部门对文化关联产业发展与乡村建设的整体性和长远性规划，如对政策扶持、发展基金、市场推广、人才引进、产业协同等要素考虑不足。只有立足这些要素的现实情况，作出深入分析和调整部署，才能做出科学的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带动乡村振兴向前发展。第三，产业融合发展缺少有效融合。当前贵州民族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的关联度、融合度、协调度还有待提升，只有充分摸清贵州乡村的产业基础、发展概况、目标追求，才能实现文化产业与关联产业的“双向奔赴”，探索出适合不同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文化产业发展路径。

（四）贵州民族文化的传承创新人才不足

人才是乡村振兴的第一资源，也是乡村文化创新的重要主体。当前贵州民族文化传承创新仍然面临人才制约瓶颈，人才队伍的数量和质量仍未达到理想水平。第一，传承创新人才数量不足。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深入发展，许多乡村青壮年出于外出求学和进城务工等现实考量，不断从乡村涌入城市，导致人才供给总量达不到乡村文化振兴需求。例如，黔南自治州人才结构不平衡，高层次人才总量偏少、高中低人才层次结构不合理，人才队伍建设有待提升[14]。第二，传承创新人才素养不足。贵州民族地区优秀传统文化大多是“以口传心授与躬行实践形态来传承和延续的活态文化”[15]，这对文化传承创新人才综合素养提出了较高要求。但是，乡村地区对文化传承创新人才的研习培养着力尚浅，许多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专业能力水平达不到相应素养要求，致使文化传承创新人才出现素养不足问题，部分民族文化甚至存在“代际断层”危机。第三，传承创新人才动力不足。由于文化传承创新工作对人才的内在素养要求高，乡村地区人才引进机制对人才的外部激励不足，乡村青壮年人才容易缺少传承动力和创新激情，人才队伍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等需加强。

（五）贵州民族文化的优质公共服务有限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16]。贵州积极开发利用民族民间文化资源，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和水平有明显改善，但还存在一些问题。第一，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资源配置不均衡。目前，贵州省乡村振兴示范村、民族特色村寨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管理和服务体系都较完善，但还有部分乡村公共文化设施设备与产品服务相对欠缺，当地农民的文化需求难以得到满足。第二，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产品设施供给不充分。贵州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内容主要表现为民族剧目展演、民族文艺创作等传统形式，但乡村公共文化基础服务平台、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建设相对滞后，难以充分发挥民族特色文化资源的应有文化价值和社会效益。第三，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治理效能不突出。尽管乡村公共服务体制机制及治理效能备受关注，但是还存在诸多短板，例如，贵阳地区目前存在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体系不健全、现有重要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亟待提升、文物预防性保护无法开展、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有待加强[17]。

贵州立足当前现状与问题，聚焦乡村空间布局新坐标、文化传承新形态、产业发展新模式、人才队伍新质态和公共服务新活力，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一）以文塑形：优化文化空间整体布局，促进乡村生态振兴

文化空间是乡村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乡村文化存续的重要载体。“文化的生存状态不仅积淀着一个民族和国家过去的全部文化创造和文明成果，而且还蕴含着它走向未来的一切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基因，是它存在和发展的全部价值和合理性之所在。”[18]基于此，只有优化乡村文化的生存空间，拓宽乡村文化的物理空间与精神空间，强化农民物质生活需要和精神生活需要空间的深层次互嵌，才能促进乡村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的和谐发展。一方面，拓展文化物理空间，重在保护特色化村落村寨、原真化古迹古建筑、本土化乡村文化场所，进而塑造民族认同和身份认同。在实际工作中，既要摸清民族特色文化家底，让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留下来”，又要尊重生态规律和伦理秩序，让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留得住”，守护乡村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实现“村落—文化—生态”协同发展。例如，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往洞镇增冲村优化乡村文化物理空间，应当保护侗寨鼓楼、花桥、古民居、风雨桥等传统建筑，以及红豆杉、藤草、真菌等自然植被，促进乡村文化振兴和生态振兴。另一方面，拓深文化精神空间，意在保护特色化民族语言文字、民族文艺作品、民族节庆习俗，进而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在非物质文化形态层面，需着力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借助数字技术或现代创意呈现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文化与旅游、教育、生态等融合发展，用高品质的精神文化产品回应农民群众对美好精神生活的向往，塑形乡村文化生态。

（二）以文铸魂：传承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推进乡村文化振兴

乡村是乡土文化的孕育之地，乡土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乡村社会中的具体表现。深入挖掘贵州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坚持保护和开发利用并重，坚持传承与创新并举，推进贵州乡村文化振兴。一方面，科学性保护和系统性开发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保持乡村文化多样性和文化生态空间完整性，贵州应当健全和完善对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体系，尤其是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加强非遗生态文化保护区建设、非遗数字化建设、非遗展示传习设施建设，促进非遗有效保护、生动展示、活态传承。在此基础上，挖掘和开发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切实做到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另一方面，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绝不能简单地照搬复制，不仅要保护和修缮文化物质载体，更要活化与赓续文化价值意义。

（三）以文兴业：加快发展文化新兴业态，助推乡村产业振兴

文化是一把“金钥匙”，文化产业化成为崭新的经济增长点，为乡村经济“解锁”新的发展空间。贵州加快发展文化新兴业态，打造“文化+”高附加值产业集群，“将乡村文化资源转化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文化产品”[19]，培育“贵系”文化产业体系，全面振兴乡村社会经济。第一，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贵州文化资源丰富，各民族地区应当“一村一策”打造文旅品牌，设计具有独特的文化魅力和巨大的市场潜力的精品旅游线路，开启历史文化穿越之旅、文化古迹探寻之旅、民族节庆体验之旅，如“民族原生态·锦绣黔东南”“绝美喀斯特·康养黔西南”等区域性文旅品牌形象。第二，推进文化和农业深度融合。深入挖掘并充分利用农耕文明和农业资源，打造有文化影响力的农业品牌，对于带动农民就业增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动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都有重要意义。贵州应当加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推进农产品文化宣传交流，强化农副产品品牌文化建设，开辟具有人文鉴赏、休闲观光和研学旅游价值的农业发展空间。第三，推进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文化产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建设是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具体而言，鼓励VR、AR等技术向文化产业领域转化应用，丰富民族文化的呈现形态，突破民族文化传播的空间桎梏，打造民族文化的数字空间，将有特色的民族文化IP推向数字世界。

（四）以文聚力：壮大文化建设主体力量，强化乡村人才振兴

乡村文化建设不仅是一个“人心工程”，也是一个“人才工程”。为提升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效能，必须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坚持内部培养人才和外部引进人才相结合，造就新时代文化建设人才队伍，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新引擎。第一，培育新型农民。农民是最了解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群体，是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主力军。因此，乡村振兴要充分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激发乡村居民参与乡村文化事业的主动性，加大对农民的科学文化教育和专业技术教育，提升农民的文化素养和主体意识，培育出一大批“土专家”“田秀才”和“庄户明星”，当好乡村文化的传承者和创新者。第二，培养乡村本土人才。乡村本土人才是乡村文化建设的中坚力量。加强乡村本土人才新梯队建设，培育一批热爱乡村文化、熟悉乡村文化专业技术、经营乡村文化产业的“新农人”，培养一批主动留在乡村、热爱乡村文化、传承文化技艺的“新青年”，发挥乡村本土人才的榜样力量和示范效应，让他们成为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带头人，为推进乡村振兴注入更强的活力。第三，引进外来优秀人才。吸纳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是乡村振兴的有效支撑和重要保障。畅通智力和技艺下乡通道，引进熟悉贵州地区文化的专业人才、善于经营民族文化产业的拔尖人才、掌握文化创新数字技术的技术人才等，充分发挥他们在兴文兴业方面的引领和带动作用。

（五）以文惠民：重塑公共文化服务秩序，加强乡村组织振兴

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满足农民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平台，是传承和弘扬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窗口。进言之，通过建立公共文化服务组织，组织群众性文化活动，不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精准度，不断重塑公共文化服务秩序感，带动乡村文化振兴和组织振兴。一方面，建立公共文化服务组织。公共文化服务组织是由政府来主导的社会组织，贵州民族地区各级政府要大力开展基层公共文化组织工作，引导各村建立乡村社区文化服务中心，构建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同时，鼓励农民组建民族文化兴趣协会、民族文化理事会、民族文化志愿队等农民自组织，提升各个公共文化组织和活动的知晓率和受众率。另一方面，组织群众性文化活动。在公共文化组织的引导下，坚持农民唱主角，鼓励他们利用乡村文化馆、戏台、祠堂、集市等公共空间，结合当地民族民俗文化，广泛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让文化惠民活动大众化、常态化。

贵州民族文化赋能乡村振兴致力于保留乡村文化机理、保护民族传统文化、保住地域民族特色，建设“千村千面”“万村万象”的现代化新乡村。通过精准定位贵州民族文化资源，明确当地乡村振兴的民族特色和发展优势，凸显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赋能乡村振兴对于全面实施乡村铸魂工程、实现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价值意义。在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动态发展过程中积极做到全盘统筹和系统规划，科学把握文化物理生存空间、文化开发利用形式、文化关联产业发展、文化传承创新人才、文化公共服务体系等重点环节，明确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现实困境，从而在优布局、促创新、兴产业、聚人才、育组织等方面精准施策，打造民族文化发展新坐标、新形态、新模式、新质态、新活力，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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