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化作为一种现代管理工具，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的应用旨在发布统一的技术要求，促进非遗保护措施在具体操作环节的科学性、规范性，或可帮助非遗相关产品与服务接轨现代经济社会相关行业领域。因而，本文研究的标准化工作中“标准”一词指的是农业、工业、服务业、社会事业等领域需要统一的技术要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所称的“标准”概念，而不是包括了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等在内的“非遗保护标准”等相关学术概念^①。

非物质文化遗产涉及人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一些非遗门类项目的实践成果可输出为产品与服务，因而被纳入农业、工业和服务业范畴，直接通过第一产业、第二产业或第三产业实现传承发展。其一，具有商品性、涉及产品贸易的主要是我国实施生产性保护的非遗门类。为更好地规范这些非遗门类下产品的生产、创作和流通过程，制定行业、企业标准成为一种可选手段。例如，全国工艺美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于2022年成立，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筹建并进行业务指导，技术标准范围包括地毯、漆工艺品、花画工艺品、雕塑工艺品、金属工艺品、印染织绣工艺品、编织工艺品、民间民族工艺品等工艺美术领域^②。其二，部分非遗门类项目的实践过程以服务型产品的形态存在，比如，归属于传统医药门类的部分医疗服务，或非遗衍生的服务型产品，涉及跨行业实践；再比如，旅游服务、研学服务等。这些服务型产品通常也可从技术层面予以规范管理。其三，非遗保护作为社会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护管理措施层面也需要统一的技术规范（图1）。

▲ 图1 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领域标准化诉求（杨红、闫涵 制）

标准化是规范生产活动、市场行为，促进产品在技术上相互协调和配合，实现最佳效益的现代管理模式。GB/T 20000.1-2014《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1部分：标准化和相关活动的通用术语》中对“标准化”的界定：为了在既定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促进共同效益，对现实问题或潜在问题确立共同使用和重复使用的条款，以及编制、发布和应用文件的活动^③。基于这一定义，本文对我国非遗领域标准化工作现状予以初步梳理。

近年来，我国已有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的相关标准出台，主要包括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和企业标准。行业标准方面，文化和旅游部于2023年发布WH/T 99-2023《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数字资源采集和著录》系列行业标准，这是我国非遗领域首次出台系列行业标准，旨在指导和规范我国各非遗门类代表性项目数字资源的采集和著录工作。

地方标准方面，据不完全统计，“地方标准信息服务平台”已发布的非遗相关地方标准有57项，主要分为三类（图2）：一是以非遗项目为规范对象，且目前发布实施的标准主要针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比如，DB5329/T 94-2023《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下关沱茶制作技艺》，由云南下关沱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大理白族自治州文化和旅游局、大理白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所起草，大理白族自治州文化和旅游局归口上报，标准主管部门为大理白族自治州市场监督管理局^④。二是以非遗相关场所为规范对象，比如，DB51/T 3186-2024《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民宿建设指南》，由四川旅游学院、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四川川大智胜系统集成有限公司起草，由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归口上报，标准主管部门为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⑤。三是以非遗保护措施的实施为规范对象，比如，DB3205/T 1126-2024《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建设与管理规范》，由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公室起草，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归口上报，标准主管部门为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⑥。

▲ 图2 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地方标准各类型占比

（杨红、闫涵 制）

非遗领域行业标准中的团体标准和企业标准则更为庞杂。据不完全统计，已发布的团体标准有32个，企业标准有66个。团体标准主要分为两类：一是非遗项目传承秩序的管理规范。如亳州市华佗五禽戏协会于2023年2月28日发布的T/HTWQX 004-2022《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华佗五禽戏职业等级管理规范》。二是非遗相关保护利用工作的规范，涵盖非遗标准化工作、非遗资源开发、非遗产品评定等。如浙江省纺织工程学会发布的T/ZFB 0062-2023《纺织非物质文化遗产标准化工作指南》，浙江省标准化协会发布的T/ZAS 3019-2022《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开发指南》等。企业标准大多针对非遗产品的设计、制造、使用、质量检验、运输储存等环节进行技术要求的规范。

学术研究层面，一些学者也开始对非遗标准化相关议题展开研究。邱萍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标准化的关系予以辨析，认为非遗成为标准化的对象，其核心是界定非遗保护与传承中的“重复性事物”，建立一种秩序促进非遗生产性保护的规范化发展^⑦。吴姗、张颖提出要将“标准化+”理念引入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中，但尚未对“标准化+”进行详细解释^⑧。王霄冰对宏观的非遗保护标准及相关问题进行探析，认为如何协调非遗保护标准中标准统一化与文化多样性、物质性与非物质性、技术要素与文化要素、物与人、文化事象的整体性与局部性、稳定性与活态性、权威性与民间性等方面的矛盾，并在多方张力之中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是未来非遗标准化工作的重点和难点^⑨。

此外，还有部分学者结合具体的非遗项目予以标准化视角的思考。樊枫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桑皮纸制作技艺标准研制为案例，分析了标准的介入对于实施桑皮纸生产性保护的意义^⑩。林志杰聚焦建盏，认为目前建盏及黑釉瓷现行的相关标准有五种，而这五种标准对同一内容的规定不尽相同，规定的范围与侧重也有所差异，他提出建盏的标准可从质量要求、艺术特性要求、艺术品质保障三个方面进行规范^⑪。

综合以上情况可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标准化工作已然开始并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多数标准的制定、发布和实施时间集中在近几年；与生产性保护相关的非遗门类及少数其他非遗门类项目通过地方标准、团体标准和企业标准规范了生产、创作等实践流程及与之相关行业、专业领域的管理秩序；一些地方和团体开始对非遗相关保护举措、传承体验场所出台地区性、团体性标准，以标准为抓手，强化非遗保护传承实施路径的有序推进。

根据我国非遗项目实际及保护措施情况，当前标准化工作可大致分为以下三类：非遗保护工作标准、非遗产品标准以及非遗相关服务标准。

（一）对非遗保护措施操作层面的技术要求

对非遗项目进行记录、建档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工作之一，而实施数据采集、保存及利用过程需要技术规范予以指导，因而这也成为我国最早启动非遗标准化建设的领域。文化和旅游部《“十四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对标准化工作提出要求：加强非遗数据采集等方面的标准化研究；制定非遗档案和数据库建设标准和规范；建立健全非遗记录工作规范和标准。可见，非遗保护行业也将非遗数据采集、记录及数据库建设设置为标准化工作的重点，同时实操层面对非遗档案管理、数据管理及数字化保护利用相关标准规范的需求也相对迫切。^⑫

基于上述工作背景，文化和旅游部于2023年发布《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数字资源采集和著录》系列行业标准，不仅明确了非遗数字资源的采集、著录的总体要求，纵向覆盖了项目资源采集的主要环节，还基于我国非遗项目分类保护的思想，横向涵盖了非遗十大门类，提供不同类型非遗数据采集的专业内容。该系列标准包括总则和具体非遗门类，共11个部分，各部分均通过采集方案编制、采集实施和著录三大章节明确回答了“采集什么”“怎样采集”“如何著录”等相关问题，对十大门类及代表性项目数字资源采集和著录的业务要求和技术要求做了科学、翔实且具有针对性的规范说明。例如，标准规范了数字资源采集实施过程中关于数字文本、图片、音频、视频的技术要求；明确了资源整理著录过程中以元数据元素为单位的著录细则等^⑬。

作为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首次出台的系列行业标准，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数字资源采集和著录》具有开创意义：一方面填补了非遗数字化保护前端措施操作层面的标准空白；另一方面响应了非遗系统性保护理念，在关注非遗项目本体的同时，也关照传承实践主体、非遗相关时空要素、关联文化事象等，体现了行业标准应有的特殊性和统一性。

然而，在非遗数字化保护的全过程中，除了资源前端的采集外，中端的存储、后端的利用也同样需要标准支撑。此外，文化和旅游部《“十四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中还提到，探索建立非遗展览展示场所备案和评估定级制度，支持制定、实施非遗展览展示相关标准。这对非遗保护领域标准化工作的重点领域进行了拓展，明确了下一步出台相关标准的方向^⑭。

（二）对非遗产品生产流通层面的技术要求

一些非遗门类本身包含技术，并在具有生产性质的实践中转化为可以流通的产品，产生经济效益，这是非遗生产性保护最直观的展现。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等能够执行生产性保护的非遗门类项目，通常包含较为明确的工艺流程，进入市场流通则需要符合市场监管要求，因此对此类非遗项目制定标准化的技术规范具有较迫切的必要性和较强的可操作性。这对于保证非遗产品质量、树立品牌形象、保护非遗传承主体的权益、防止假冒伪劣产品盗用非遗名号占领市场等均是有益且必需的。

目前，与非遗产品生产相关的标准多以地方标准为主，主要是因为非遗项目涉及范围广博、种类多元且同一项目在不同地区的表现形式也有区别，因此针对单一项目、特定地区开展标准化工作相对容易实现。例如，2018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布实施地方标准DB65/T 4135-2018《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桑皮纸制作技艺流程》；2020年安徽省发布实施地方标准DB3211/T 1018-2021《非物质文化遗产 锡胡传统工艺制作规范》；2024年杭州市发布实施地方标准DB3301/T 0442-2024《非物质文化遗产 西湖绸伞制作技艺》等。此外，还有部分团体标准和企业标准，如团体标准T/CYSJ 01-2019《崇义水饺》、T/HHYB 001-2021《非物质文化遗产 寒湖月饼制作工艺规范》等。

（三）对非遗相关服务及场所建设管理层面的技术要求

非遗相关服务包括三类：一是非遗项目本身的实践作为服务产品，如传统医药类别下的针灸、中医诊疗法等；二是非遗项目对公众开放体验而延伸出的文化服务、教育服务、旅游服务等，如传统美术、传统技艺的体验项目、研学产品等；三是非遗相关服务类场所，如非遗体验基地、非遗研学基地、非遗主题民宿等。

非遗相关服务的标准化工作需要兼顾多方面的技术要求，这也进一步体现了该类标准化工作的复杂性。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基地为例，作为公共服务或商业服务设施，体验基地首先需要满足卫生、交通、食宿、安全、导览等基础设施服务的技术要求。与此同时，还必须充分考虑基地的特殊性，即其作为文化体验消费场所需具备的文化传播等必备功能。场所内非遗体验和展示的内容、形式需要建立相对统一的标准化要求，确保将非遗项目的外在表现与内在精神准确、完整、通俗地传递给观众。此外，以“人”为核心的非遗体验基地能否塑造良好的体验氛围与工作人员的专业性息息相关。因此，基地的人员配置，包括专业人员、服务人员、安全管理人员等也有必要实行标准化的培训与管理。培训内容不仅包括确保服务专业性和质量的业务实操，还要包括系统的非遗专业知识，从而提升对服务内容的整体认知水平。

以中国传媒大学非遗传播研究中心受温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委托制定，并于2022年3月7日发布的地方标准DB3303/T 044-2022《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基地建设及服务规范》为例，该标准中对温州市建立非遗体验基地的场地设施、卫生医疗条件、安全设施、人员设置等给出了明确的标准化要求，对规范非遗体验基地的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指导和规约作用^⑮。又如，山西省于2022年8月10日发布的地方标准DB14/T 2523-2022《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体验基地建设基本要求》中，不仅涵盖设施建设、人员服务等要求，还特别强调了体验方案应当具备可操作性、规范性和安全性，从而保证体验的正向效果^⑯。

标准的制定过程包括需求调研、文本起草、审查审批、发布实施等多个阶段，不仅要符合国家标准化法律法规，而且要充分考虑市场需求、行业现状、技术创新等要素，以确保标准的科学性、规范性。在非遗积极融入日常生活、对接市场和现代管理需求的过程中，非遗标准的制定也面临诸多难点和挑战：一方面，非遗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充分尊重其形式与内涵；另一方面，要保障各方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如非遗传承人、消费者、生产企业、场地运营方等。此外，还存在标准之间的协调、标准的更新和维护等问题。

（一）标准文本的制订

作为规范非遗相关领域技术层面的标准，其文本制订的“尺度”是首要难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既要确保标准在行政管理部门颁布的现行法律法规的框架之内，又要体现其规范内容的特定性和差异化，体现其作为技术文件在执行层面的格式化和规范性；二是在兼容上位标准的基础上，突出标准文本的非遗特色，体现制定该标准的必要性。以中国传媒大学非遗传播研究中心主持编制的地方标准DB3306/T 035-2021《非遗研学游基地认定要求》为例^⑰，该标准规范性引用了国家标准GB/T 14308《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行业标准LB/T 054-2016《研学旅行服务规范》等上位标准，同时也区别于DB3306/T 025-2020《研学旅行基地和营地建设与管理规范》^⑱等同一级别的地方标准，横向强调了非遗研学游基地依托特定非遗代表性项目及相关文化资源而具备的独特性，回答了“为什么需要进行标准化”等相关问题。

术语和定义的确定，是文本制订过程中的另一个难点。标准编制遵循“适用性”原则，需要让使用者一目了然，术语和定义作为标准的重要组成部分，逻辑性强、规范、简洁的表述能够在标准实施的过程中规避因内容歧义而导致的不良影响。在非遗领域，许多约定俗成的名词术语在对象界定范围上往往较为模糊，且非遗项目类型众多又各具特色，这就为文本的制订增加了难度。标准作为面向多个主体的统一、规范性文本，在涉及非遗专业表述时，要使用更为通俗易懂的话语进行解释，以确保定义可以囊括所有适用对象。然而，在追求共性的同时，也要防止文本制订过程中统一性的泛化，尤其在对非遗服务及场地进行细分归类时，需要遵循我国非遗项目分类保护的思想，结合非遗十大门类的实际情况进行综合考量。

此外，标准化工作的开展以最终落地实施为目标，因而标准是否符合当地生产生活实际、具有可操作性就显得尤为重要。鉴于从业人员的经营能力参差不齐，标准的制定通常依据“最低”要求，然而如何界定这一“最低”要求、界定后由谁来进行评定、以什么方式评定等问题也均是标准化工作中的难点所在。例如，温州市地方标准DB3303/T 044-2022《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基地建设及服务规范》的征求意见反馈中就有专家指出：基地中开展的体验服务需要对传承人的指导过程进行标准化衡量。依据前期调研，由于受到口传心授等传统传承方式的影响，非遗传承人在对项目体验者进行指导时会根据个人经验判断等进行传授，造成体验服务缺少相对规范的指导话术^⑲。

（二）多方主体的统筹

非遗相关领域标准的起草、发布、实施和评价等环节涉及的主体较多，需要跨行业、跨部门的统筹协调，这一难点在非遗产品和非遗相关服务领域的标准制定过程中格外明显，也对非遗标准化工作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首先，标准制定方和执行方之间存在话语体系转变的难点。除企业标准外，标准制定方大多是从事非遗保护传承工作或研究的政府部门、高等院校及行业协会，而标准的执行方则是产品生产企业、服务场所经营管理人员等，双方对非遗专业术语、技术规范等方面的认知存在差异。因此，在制定标准时，需要适当转变非遗研究领域的话语体系，结合市场经营特点，寻找折中的话语落点，在充分尊重非遗形式和内涵的基础上，以标准化工作提高非遗产品质量，提升非遗相关服务及场所建设水平。

其次，标准与相关行业部门之间存在管理规范兼容的难点。2023年，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关于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通知》中提出将非遗积极融入旅游空间，打造非遗特色旅游产品，推出非遗旅游路线等举措^⑳。非遗保护的路径不断拓宽，出现了“非遗+研学”“非遗+民宿”“非遗+健康养生”等“非遗+”的新模式，促进了非遗与旅游业深度融合、跨行业发展。新模式的出现对非遗的活态传承、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非遗与旅游融合的标准化工作也变得更加迫切，如规范非遗与旅游融合的程序与过程、制定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标识在旅游业中的使用标准、确立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相关利益主体的保护责任及其行为规范等方面都有待深入开展相关工作^㉑。

非遗项目的实践成果一旦作为产品和服务进入市场，则面临着多方部门的参与和监管，需要满足多个行业的上位标准，无形之中也加大了非遗领域标准化的工作难度。例如，地方标准DB11/T 1489-2024《中医药文化旅游场所设施与服务要求》的起草单位包括北京市中医药管理局^㉒；地方标准DB4110/T 70-2024《非物质文化遗产 禹州黑芝麻丸制作技艺》需要规范引用国家标准GB 1488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㉓；地方标准DB3306/T 034-2021《非遗形象门店管理规范》需要规范引用国家标准GB/T 17110-2008《商店购物环境与营销设施的要求》^㉔。

（三）各级标准的一致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将标准分为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和企业标准五个层级，其中团体标准和企业标准是市场自主制定的标准^㉕。

从现阶段非遗领域各级标准体系建设情况来看，存在各级标准之间缺乏一致性、标准化活动范围划定不明确等问题。以非遗数字化保护方面的标准为例，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数字资源采集和著录》系列标准作为行业标准，在下位标准的制订中应当充分体现其在该行业领域的指引性。然而，通过查阅地方、团体和企业标准中涉及非遗数字化保护的标准文本和规范性引用文件可知，一些标准内容没有严格遵循兼容上位标准的原则，甚至个别企业标准没有任何引用文件；还有部分在行业标准出台前就实施的相关地方标准，在行业标准出台后也未对相关内容进行更新、补充和维护。此外，不同等级的标准在标准化活动实施的范围界定上也不够清晰，需要在标准中明确指出限于某个行政区划内实施，或者具体到某个非遗门类、项目或指定服务场所等。

具体到某类标准，团体标准和企业标准存在较大问题，主要体现在文本制订和监管实施等环节。登录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查阅具体内容可知，部分团体或企业标准文本框架、起草原则、编写规则及编排格式等均不符合国家标准和管理规定要求，技术指标低于国家推荐性或行业标准，且存在照搬其他标准的情况，并未体现非遗领域市场化主体应有的规范性、创新性和先进性，存在破坏非遗项目的本体特征、与非遗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相违背的潜在可能。此外，出于知识产权保护等原因，团体标准和企业标准对公众并非完全公开透明，这也对标准的监管实施以及获取行业技术指标动态变化等工作造成困难。

标准化建设对各行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已然成为社会的共识，虽然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的标准化工作刚刚起步且存在一些特殊性，但随着保护管理的系统化、传承实践的规范化以及非遗行业与相关行业协同的深入化，非遗领域标准化工作将进入旺盛发展期，其面临的具体问题和工作难点也将进一步显现。

其一，非遗领域需提升对标准化工作的准确认识，标准化工作并不是对非遗项目予以标准化，而是在非遗保护措施中的操作层面、非遗产品生产流通层面、非遗服务及场所建设管理层面运用标准化工具予以规范，与保护文化多样性等非遗保护原则并无冲突。其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融入现代生活过程中，越来越多的非遗实践成果和过程转化为现代产品和服务，这些产品与服务的质量就需要符合市场监管要求，需通过标准化予以保障，比如非遗融入旅游业形成的非遗主题旅游服务场所、非遗旅游商品等。应鼓励按需出台相关标准并依据实际执行情况做好标准的修订完善。其三，非遗领域的标准化工作涉及许多行业，并不局限于文化艺术资源范畴，因而不同非遗门类、项目所属的专业领域，非遗资源应用的其他相关领域均可制定与非遗相关的各级标准，但在满足本行业发展所需的同时还需要兼顾遵循非遗保护相关法律政策、与上位标准兼容等问题。

综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本性、地域性等特点决定了非遗领域标准化工作需要兼顾共性与特性，按照保护实施的科学性、规范性诉求，结合不同非遗门类、项目融入当代经济社会的实际需求，逐步推进建立以国家和行业标准为基础、地方标准为特色、团体标准和企业标准促创新的非遗领域标准化体系，通过标准化工具辅助非遗保护工作、引领行业规范发展。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人工智能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机遇与风险研究”（项目编号：24AH02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 执笔人简介：

中国传媒大学非遗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文化产业管理学院艺术管理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非遗保护、非遗传播应用理论与实践。

闫涵

中国传媒大学非遗传播研究中心科研助理，文化产业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非遗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