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书写，并非传统技艺的主要传承方式，但工匠跨界书写的尝试与传统技艺的传承密切相关。20世纪60年代进入匠场的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传承人，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完成的书写实践，展现了他们学者型工匠的特质。工匠的书写实践受到宏观制度、社会互动与身份认同等因素的共同影响，包括工匠在生命历程转折中对技艺价值的内化，以及在“儒匠沟通”背景下与学者的深入交往合作。书写既是工匠提升社会身份与地位的途径，更是建构文化主体性的重要方式。对工匠书写的研究，揭示人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的动态关系，也表明书写对工匠的情感、价值需求、生命体验和社会地位提升的积极作用。当代非遗保护应当倡导各主体之间的平等对话、沟通协同，鼓励跨界创新，充分激发传承主体的能动性。
【关键词】工匠；传统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侗族；掌墨师
传统技艺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以口传身授的形式代代相传。技艺传承依赖于工匠的身体实践，而非书写。而且，传统技艺属于默会知识，它的独特性在于“很难并且没有必要转化为书写知识”①。那么，工匠为什么书写？②
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发展史中，工匠精神与文化影响深远，但工匠群体长期处于身份困境之中。我国古代工匠不仅受制于匠户制度，匠人的实践经验和技术贡献也常常被文人精英及其话语遮蔽，工匠阶层与士人阶层存在深刻矛盾与地位鸿沟。明清时期，工匠身份困境有所缓和，出现工匠与学者的社会身份转换和融合现象，工匠的身份和知识结构也日趋多元化。近代，早期欧洲科学技术史研究中的“学者—工匠问题”，专门探讨学者与工匠的互鉴与彼此身份边界模糊的现象，并解释这一过程如何影响新科学的产生③。我国古代，特别是明清时期，工匠与学者的互动关系密切，促进了工匠职业身份与社会地位的转型，出现了一批学者型工匠。高彦颐在研究中指出，应从工匠所展现的经济或文化资本去考量他们的身份标签，例如，那些学过古文、能吟诗，但以治砚印为营生的砚匠属于学者型工匠④。潘天波指出，清代已出现能够总结知识、概括理论与撰写理论著作的工匠⑤。此外，余同元也指出，传统技艺属于经验型技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一部分传统技艺会上升为科学理论型技术，工匠著作数量增多与科技含量增高是工匠技术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⑥。因此，书写是工匠参与传统技艺理论建构、获取文化资本与提高社会身份、地位的重要方式。
工匠书写的相关讨论一直延续至当代，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持续推进，相当多乡村工匠、手工艺人被赋予代表性传承人、工艺美术家等多重身份。既有研究指出，在国家政策和文化产业发展等因素的推动下，传统技艺传承人公开发表学术论文、出版著作或担任高校客座教授等现象并不鲜见，反映出该群体在生活方式、知识结构等方面的突出变化与身份转向趋势⑦。学者型工匠不仅能将身体经验提升为书面知识与理论话语，而且通过作品署名等方式，将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从而在资本分配中占据优势⑧。当代工匠的书写主要指工匠以书面文字形式参与传统技艺的文本化与理论化进程，包括公开发表学术论文、出版著作、系统讲授传统技艺等形式。
宏观层面上，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和一系列文化政策不仅推动传统技艺发展，而且为工匠的书写实践创造了可贵条件。除此之外，基于生命历程理论的研究表明，宏观事件与社会结构、社会历史、社会文化与社会关系等要素共同影响个体行为选择⑨。社会互动论也强调自我概念对个体行为的影响，身份建构人的自我意识，尤其是在层级序列中处于较高位置的身份对个体行为产生极大影响。例如，人们会依据称呼及其代表的身份位置产生行动预期⑩。身份认同深刻影响着工匠的书写选择。
围绕工匠的书写实践，既往研究往往侧重社会制度变迁与阶层分化等角度，缺乏深入的案例分析，较少刻画工匠书写的具体情境与身份建构策略等方面。“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该技艺的关键传承群体是侗族大木匠、建筑设计者和施工主导者，他们在书面文献中通常被称为“掌墨师”。笔者近年来持续关注侗族掌墨师群体，探讨工匠职业角色的转型问题，也发现了能够将具象经验转化为抽象思维并进行理论再生产的学者型工匠⑪。陆文礼和李奉安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陆文礼，1940年出生于贵州省黎平县肇兴镇纪堂村，他率先将施工图纸整理汇编为设计图册，又陆续撰写了文章《木工简历书》《侗族鼓楼历史意义》⑫。李奉安，1941年出生于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县溪镇老湾村，他已出版两本侗族建筑研究专著，公开发表多篇文章。他们都具备高超的木构建筑营造技艺，分别是贵州省和湖南省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本文透过工匠口述史，从主体性视角分析工匠书写的实践逻辑，以及工匠书写对非遗传承的意义与启示。本文所用资料涵盖侗族掌墨师公开发表的文章、已出版专著、田野访谈资料和他们提供的未刊稿。
日本宫殿木匠西冈常一曾言：“木匠的技术，最终还是要有实际的现场才能学会……如果一直没有像样的大型工程，就不可能带徒弟了。因为没有‘育’他们的现场啊。木匠是需要‘现场’的。”⑬传统技艺的传承活动发生在特定场域之中。围绕传统建筑营造活动，各个主体组成一个“匠场”⑭。匠场是技艺传承的必要空间，它既指代工匠施工的场地，一个实在的物质空间“现场”，也指代由各营造主体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一个社会性空间。传统技艺的“现场”传承与学校教育传承不同，由具体的工程项目牵引，需要工匠持续“在场”，完成身心合一的体验、观摩和实作。与此同时，匠场在工匠生命历程中具有标识性作用，是他们磨炼和展现个人能力、模塑自我认同的场域，他们一生的事业都在这个社会性的“现场”里发生。进入匠场、退出匠场，以及完成“转场”，是学者型工匠生命历程中至关重要的阶段性标志。
（一）“进场”：代际流动与个人选择
“进场”即工匠入行当学徒，成为匠场中的活动主体。据陆文礼回忆，他是肇兴中学第一届初中生，入学前便喜欢木作，在校期间曾维修课桌椅。1959年，他在中学班主任的鼓励下计划参军，但最终没有成行。他在自传中叙述道：“我在肇兴镇检查合格了，第二天到水口穿军装。当晚跟潘老师讲，我家是富农，富农子女没问题吗？潘老师说，我忘记了，那就不要去了。”⑮初中毕业后，陆文礼先后尝试缝纫和竹编，“因坐久不习惯”而没有坚持下去。1962年，他跟随舅舅陆培福进入大木作行业，从木匠学徒做起。陆文礼勤奋好学，很快继承并发展了舅舅的鼓楼营造技艺。后来，初中班主任推荐他参加短期师范培训，他考虑到家庭出身问题再度放弃。“我不去读师范了，我一心一意重视木工专业。”⑯
当时，李奉安也面临相似处境。他在《侗族传统建筑鉴》的《后记》中写道：“1963年冬天，是我人生路上意想不到的转折：1962年高中毕业参加高考，因受父亲历史问题牵连，政审落榜回乡当农民。当年冬天试写的小说《请芦笙匠》，竟然在1963年8月的《湖南文学》上发表。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鼓励，本应继续努力朝这条路走下去……”⑰李奉安完成了高中学历教育，因无法升学，他决心学习建筑营造技艺。他在访谈中补充道：“不让我上大学了，我回家了，当新一代的农民。我那时候在家里做什么？要学门技术要好一点，是不是？我就跟着爸爸学木工……1963年我就做木匠，丢笔不写了，没有时间写了，我只有积累，把东西都装到大脑里面。”⑱
陆文礼与李奉安进入匠场的缘由基本相同，且与时代背景密切相关。第一，二人进入匠场的时间都在20世纪60年代，当时家庭出身影响甚至决定了社会分层、分工与流动，父辈的地位、身份与角色通常被传递给子辈⑲。这导致他们二人在社会流动上遭遇制度性阻滞。第二，他们进入匠场的原因是传统技艺的家族传承与代际接续。传统技艺传承具有一定的封闭性，他们分别跟随舅舅与父亲学艺，不仅得到更多观摩与锻炼的机会，而且能顺利接触并逐步掌握核心技艺，学成出师。第三，他们自身对建筑营造技艺的浓厚兴趣。这门技艺不仅能帮助他们缓解生计压力，调剂生活，而且能给予他们满足感与成就感。尽管他们在回忆“进场”这段人生经历时，感到被动、无奈与遗憾，但家族技艺传承和主体性选择最终促使他们进入匠场并留在匠场之中，开启一生的掌墨事业。
（二）“转场”：从“匠”到“师”
工匠通过与学者等文化精英的合作实现“转场”。20世纪50年代至今，由侗族学者主导的侗族社会调查有条不紊地推进，形成了以民族学范式为统领的、以系统整理侗族历史、文化、社会风俗等内容为宗旨的侗学。20世纪80年代，侗学研究蓬勃发展，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等侗学研究前沿阵地积极推动相关调研、研讨和成果出版。除侗族学者外，曾在侗族聚居地区插队生活或长期居住的汉族、苗族、瑶族等各民族学者也是侗学研究的中坚力量。全国主要的侗族聚居省份（自治区）、县域均已成立侗学研究会，成员包括高校、中小学教师、机关单位人员、企业家和其他文化研究爱好者，学会定期举行会议、调研等交流活动，创办刊物，接受政府部门的管理。
侗学研究会的建立，标志着地方学者占领学术话语阵地的决心，推动了对概念表述和理论体系的建构。1986年，贵州省民族研究所黄才贵对陆文礼等多位侗族鼓楼工匠展开访谈，并在文章中指出，侗族鼓楼“梓匠”是“奇异的木建筑家”“大多数人没有文化，但都具有良好的工艺素质⑳。2001年，时任贵州省文联副主席的余未人访谈侗族鼓楼掌墨师并出版口述史㉑。2002年，曾在肇兴镇任职的石干成也出版了他对肇兴“鼓楼墨师”的研究，他指出，陆文礼是“既具有书本理论知识，又有鼓楼建筑实践经验的新一代鼓楼墨师”“侗族民族鼓楼建筑制图施工的第一人”“鼓楼建筑制造模型的第一人”㉒。这些研究高度赞赏侗族掌墨师及其技艺成就。此外，傅安辉、余达忠、欧潮泉、姜大谦、吴浩、廖君湘、石开忠、张泽忠等侗学学者都参与了文化转译工作，促使侗族大木匠在书面文献中的表述从“梓匠”到“墨师”“掌墨师傅”，再发展到“掌墨师”，工匠文化形象诠释逐步深化。“掌墨师”的称呼不仅将侗族大木匠与普通木匠区分开来，也与口语中的“师傅”形成鲜明对比，为他们确立了接近于学者型工匠的身份标签。
与此同时，侗族掌墨师在接受学者访谈与对外讲述经验知识的过程中，开始寻求身份认同，展现书写的意愿与行动。陆文礼在自传中提到：“我从来没见过设计院的施工图纸。”㉓由于得到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和黎平县民委领导兼侗学专家的支持，他完成图册的编绘，并在一位建筑设计师的建议下，绘制“设计代号”。这套“代号”是掌墨师用于标记木构件方位的一套符号系统，通常被学者概括为“墨师文”。经人推荐，陆文礼多次向贵州文物局、设计院等有关部门展示绘图成果，他也在对外交流中受到启发，决定撰写个人简历，也就是《木工简历书》。
李奉安成为掌墨师之后，通道侗族自治县各相关单位鼓励他动笔写作。李奉安在访谈中介绍道：“他们说，老李，你动起笔吧。”㉔2003年，李奉安在家乡接待前来考察的通道籍侗学学者吴万源等人，得到对方的大力支持，于是他用3年时间完成了侗族建筑的研究初稿。
（三）“退场”亦“在场”
“退场”指工匠不再从事直接的身体技艺传承，从物理的、有形的匠场空间中退出。但如果他们以书写、接受采访、参加展演或展示活动等其他方式继续参与技艺传承，仍然是“在场”的主体。
从生命历程视角看，工匠如何体面“退场”是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随着我国非遗传承人管理机制逐步完善，代表性传承人的退出机制越来越引发关注。已有学者注意到，那些面临严重生活和传承困难的代表性传承人并不符合现有规定，应该增设“荣誉”退出机制㉕。大多数掌墨师的退场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青壮年时期，他们忙于生计和家庭劳动，几乎没有空闲时间。而在职业生涯晚期，他们面临的现实状况往往是与衰老相伴的疾病、记忆力衰退、体力下降，以及子女的担忧和强烈反对。绝大多数掌墨师都会受到腰椎变形、劳损等职业疾病的困扰，他们的退场显得无奈和匆忙。有些师傅坦言，随着年纪增长，他们更容易在设计施工时出错，既担心主家责难，也害怕引起其他工匠的不满。这时候，他们会让渡一部分收益，降低酬劳要求或者请其他人分担工作。
陆文礼、李奉安二人在职业黄金周期内积累了较高的声望和一定数量的代表作品，“退场”时，他们已树立起打破技艺壁垒、持续传承技艺的人生目标，将个人的生计需求、理想抱负与社会发展需要相统一。李奉安谈道：
“随着年龄的增加，体力的衰退，视力的减弱，干木工粗活有点力不从心。在一些老文友的鼓励下，我又重新拿起笔……真是老有所用，乐在其中。”㉖
“我想把侗族建筑用文字传承下来，光口传心教，传不彻底，传的时候别人也记不住。我用文字传承下来是永传千秋，给后人研究。这本书哪个人爱好，他都看得懂，我就填补了没有文字传承的空白。”㉗
陆文礼也表达了这样的心愿：“要巩固发展侗族文化建筑，让更多的爱好者都能成为古建筑物鼓楼、花桥等设计师和掌墨师。”㉘当别人建议他为图纸署名与保护著作权时，陆文礼始终将图纸、著述文稿免费公开给来访者，并强调“我不保守”㉙。尽管制度性身份困境是触发书写行为的契机，但他们却在技艺传承活动中逐渐构建起文化自觉，将技艺传承视为一份志业。书写是他们践行志业与对抗衰老的“武器”，为他们带来暮年荣光。
儒匠沟通，抑或“士匠互动”“匠学互通”，都是对工匠与学者社会互动关系的总结，呼应科技史的“学者—工匠问题”。中国营造学社成立时提出“沟通儒匠”“访问大木匠师、各作名工及工部老吏、样房算房专家”，以期填补古建筑营造技艺在实践经验与理论知识之间的沟壑㉚。后来，刘敦桢等建筑学家积极整理、校阅和增编香山匠人姚成祖的《营造法原》，促成近代以来大木作行业“儒匠沟通”的典范，也帮助工匠实现了书写的突破㉛。“儒”对应的学者群体，既涵盖学校教师、科研工作者，也包括具有一定学术研究能力、从事其他职业的人，如相关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基层文化专家和爱好者等。
（一）工匠书写技能在“儒匠沟通”中提升
侗族掌墨师在“儒匠沟通”中接受了由学者传导的书写规则与规范，接纳了一整套标准科学话语。例如，他们在研究方法上采用实地调查法，凭借外出施工的机会，在家乡和附近村寨实地调查、访谈、获取资料。李奉安讲道：“我一边出去做工，一边搜集资料。老人都喜欢讲故事，他们一讲，我就记住了。我将自己一辈子所做的、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都记录下来。”㉜陆文礼介绍《侗族鼓楼历史意义》的来历时也说，他每到一个侗寨修鼓楼，都会找当地老人了解鼓楼的历史㉝。正因掌握调研方法，他们二人的书写成果并不是基于单一村寨的描述，而是侗族文化视域下的整体研究。
在写作风格上，他们吸纳神话、传说、故事、谚语等口头叙事材料，体现地方性知识和民众智慧经验。陆文礼在《木工简历书》中详细记述代表作品的设计与施工经过，惯用人物对话、问答的形式描绘事件。李奉安具有敏锐的观察力与较高的文学素养，他撰写的《学艺，阿爸要我“偷”》《三还苦酒》等短篇文章富有趣味性、哲理性且贴近生活。在撰写建筑研究专著时，他善于使用谚语、俗语、传说等民间口头叙事材料。例如，他在解释侗族建筑屋顶倾斜度时，总结道：“檐四中五六，水从檐口出”“草屋平，住不成，瓦屋陡，住不久”，指斜度应在四分水至六分水之间，确保建筑坚固与美观。这样的方式，使建筑讲解通俗易懂，也是对口头文学中技术知识的记载留存。
与此同时，部分学者主动承担起工匠书写成果的注释、编辑、修订、校对和出版工作。双方围绕书面材料的修订和扩写展开讨论，工匠书写技能因此得到提升。李奉安最初撰写完成的侗族建筑研究稿仅3万多字，吴万源认为，“文章作为论文发表太长了，作为图书出版又太短了”㉞。经制定大纲和层层指导，李奉安的书稿被扩充和逐步完善，收入“中国·湖南·通道侗族文化遗产集成”，并以《建筑大观》为名出版。编者在《后记》中记述了他们的交往细节：“（李奉安）那时几个儿女都已到婚嫁迎娶之时，经济负担沉重，又在村里任职，精力有限，无法落笔。直到2003年初冬，省民委退休老干部、侗族专家吴万源和他（指李奉安）的老师吴跃飞在通道考察时，与他交谈，给他以鼓励，才树立起信心开始动笔，历经三年的艰苦耕耘，在吴万源、石佳能等老师的帮助指导下，几易其稿，形成《侗族建筑与习俗》书稿。”㉟正式出版的书稿共四章，含建筑类型、特征与习俗等内容。李奉安在该书基础上，又耗费六七年时间完成近三十万字的《侗族传统建筑鉴》㊱，内容更丰富，研究也更深入。
（二）工匠书写成果在“儒匠沟通”中转化
学者的参与度很大程度上决定工匠书写成果的命运，学者以提供出版经费、协助职称评定等形式鼓励工匠写作，再以向外宣传、推广、介绍等形式支持成果转化。正如晚明江苏手工技艺名家的扬名那般，工匠的创造性思维、自我价值认同和社会地位提升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受益于学者的推崇、记录和支持㊲。
李奉安因获得政府单位的经费资助，专著得以顺利出版。近年来，他深度参与怀化市和通道侗族自治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陆续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录制为视频课程，通过讲课等多种方式展示、推广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杨善仁是国家级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传承人杨似玉的父亲，他曾于2010年以85岁的高龄受邀参加学术研讨会，学者将他的发言稿整理成文，收入会议论文集出版，并标注文章系“杨善仁原作及口述补充、朱光亚整理”㊳。这篇联合署名的文章不仅是侗族建筑研究的珍贵材料，也具有凸显工匠学术贡献的伦理意义。此外，陆文礼的《鼓楼图册》在学者的推动下正式出版，学者完成了图纸的电子化处理与注释工作，包括墨师文的转译与尺寸校准等，使得图纸更具研究和推广价值㊴。
然而，陆文礼的《木工简历书》和《侗族鼓楼历史意义》尚未列入出版计划。这两份文稿篇幅较短，各两万余字，存在语病和错别字，修订与编辑工作已经停止。未经正式出版或刊发的工匠书写成果，面临他人难以获得、无法检索、原稿易丢失等困境。陆文礼指出，出版未经整理、存在错误的稿件会影响他的个人声誉㊵。缺乏出版经费、专业学者的编辑与注释支持，是阻碍工匠写作成果转化的主要原因。
当代“儒匠沟通”整体上延续了我国古代工匠与学者的互动传统，促进了学者型工匠的产生，这些工匠通过公开发表个人撰述成果提升行业地位与社会影响力，获取文化资本，同时助力传统技艺的传承与传播。
技艺具有建构和塑造主体间关系的功能，作为传统技艺传承主体的工匠，通过书写实践成为技艺理论建构的主体之一。从非遗传承与保护的角度看，书写是工匠社会地位提升、职业角色转型的表现，非遗保护促进传统工匠的职业转型与社会身份多元化，拥有多种知识技能的跨界型工匠是非遗传承与发展的主体，为技艺创新提供了动力。
（一）作为书写主体的工匠
书写者身份必然影响书写的成果，工匠撰述与学者撰述一样，都是传统技艺阐释话语体系的一部分，具有保存与研究价值。工匠与学者撰写的传统建筑文献存在一定区别，工匠书写内容侧重于实际的操作过程，并且比较强调地域性的营造技艺及匠师经验。学者书写则侧重于解释、还原、观察、系统性和科学化的阐述㊶。这些研究结论也符合笔者的观察。恰恰由于工匠与学者掌握知识技能的方式不同，他们理解和描述核心技艺的角度与方法不同，工匠跨界书写成果更应该作为技艺书写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获得更多关注和研究。遗憾的是，以往的工匠著述往往被学者视为不够科学化、标准化，因内容编排与篇幅等诸多问题而难以问世。即便最终印刷出版，工匠原稿已遭大幅删改。例如，姚承祖《营造法原》原稿3.2万余字，编者耗费心力，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编修，扩充为13万余字。因时代局限，原稿被描述为“术语仅限于苏州一地，未予注释，苦涩难解”“原书体制，类匠家记录，不合现代需要”㊷。
书写是一种权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人类学界掀起对民族志写作的反思，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被深刻揭露出来，学者们意识到被研究者的声音也应当出现在民族志中。显然，学术界“自我革命”的成效仍有待检验。工匠书写成果往往只有经过学者的审视、评估与编审才能出版。虽然联合署名在工匠书写成果展示时表明学者的深度参与，但事实上，工匠是否获得署名权、著作权主要取决于学者的伦理自觉。工匠在当代“儒匠沟通”中仍处在弱势地位，他们的独立署名权可能被剥夺，书写成果存在未经同意就被印刷公开的风险。目前，学界在非遗传承人口述史的范畴内基本达成了双主体的共识。闫慧芳指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多元行动主体中，传承人具备记忆主体、言说主体和书写主体等不同面向，具体到传承人口述史上，传承人与研究者作为双主体共同完成言说、表演、书写㊸。应当肯定的是，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近几十年工匠与学者及相关非遗保护主体的社会互动显著提升。朝戈金指出，应在非遗保护中建立平等对话、知识共享与平等协作的机制，学者和机构都应在学术实践中注重多向性互惠、学术伦理，警惕学者的强势地位与“标准的”研究表述可能改变阐释对象的现象㊹。换言之，“儒匠沟通”在赋予工匠书写专业性与话语权的同时，可能引发对核心技艺和地方性知识的重新阐释。因此，社会各界应共同努力建立一套平等协同的非遗保护与合作机制，尊重、包容、鼓励与支持工匠的跨界书写，也应该接纳更多的书写主体与书写模式，特别是那些“不标准”的书写成果。
（二）书写对传统木构建筑营造技艺创新传承的启示
跨界是传统技艺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必要手段，包括人才的跨界、文化要素的跨界等具体方面。例如，通过艺术创编完成对神话的重述与资源转化，使其融入当代生活并焕发生机㊺。在人才方面，跨界型人物经常在各行各业中引领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我国古代的画家型建筑师称得上全才，他们凭借卓越技艺“脱匠入仕”，被载入史册㊻。历史上，跨界型工匠更容易成为名匠。尽管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传承人的学历偏低，以小学、中学学历为主，但在非遗保护的语境下，传承主体的价值得到承认，能动性得到激活。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柳州市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传承人杨涛记录家族口述史与技艺传承谱系；三江侗族自治县侗族建筑模型制作技艺传承人李前祝在劳动间隙创作散文、诗歌，记录观察与感想。书写正逐渐成为工匠参与非遗传承、创新的有力方式。工匠们积极从事模型工艺品制作、研学导学、传统文化的宣传推广等工作，工匠的书写成果也被用于非遗传承工作所需的纪录片拍摄、个人经历介绍与场所场馆建设，等等。尽管这些成果算不上成体系的研究著述，但书写的形式日趋多样化。
目前，传统木构建筑营造技艺的传承创新可依托项目、基地与平台，助力人才的跨界，包括促进建筑师、设计师与传统工匠以具体项目为中心，开展深入合作，提倡和鼓励更多年轻人走进匠场。文化要素上的跨界，包括影视剧、小说、短视频的创作，木建筑营造的实时直播与工匠解说，利用数字技术活化技艺的演示、研究和保护等，有助于充分发挥传统木构建筑营造技艺在当代社会中的文化、艺术、科学价值。
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方面，也应关注技艺传承主体的自我认同感、价值感、荣誉感与获得感。无论是国际经验，还是国内实践，非遗保护都强调以“人”“人民”为中心的保护宗旨。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与人不可分割的文化表现形式。人既是文化保护的对象，也是主体；既是文化承载者与传承人，也是遗产保护事业的主导者㊼。《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共建共享”“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参与感、获得感和认同感”㊽。传统技艺的传承与创新应该注意到工匠等传承主体在匠艺活动中获得的情感回报，以及他们凭借传承主体身份认同能否在现实中找到生命归宿㊾。
尽管书写并非传统技艺的主要传承方式，当代侗族掌墨师却通过跨界书写实践完成了身份转型与技艺传承方式的创新。20世纪60年代，陆文礼与李奉安投身匠场，寻求生计与志业的平衡。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他们完成了从工匠到学者型工匠的角色转型。如同我国古代历史上其他跨界组合型工匠一样，他们的书写经验对传统技艺传承至关重要。书写是学者的身份标签，工匠的书写是一种跨界尝试。从工匠主体性层面考量，父辈身份与传统技艺的代际传承是他们走入匠场的前提，“持续在场”则源于他们对技艺传承价值的内化。当他们因年纪增长面临退出匠场的人生转折时，书写便成为他们继续履行技艺传承使命的方式，抵消“退场”可能带来的价值困境。“儒匠沟通”在社会互动层面上激发工匠写作意愿，为他们写作技能的提升和写作成果的转化提供了支持。针对工匠书写的研究，一方面揭示人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的动态关系，不同身份主体围绕传统技艺知识生产和非遗活态传承建立起新的交往关系，他们自身对非遗的理解和认同也在互动中强化；另一方面表明书写对工匠的情感、价值需求、生命体验和社会地位提升的积极作用，揭示书写作为权力表征的深远意义。当代非遗保护应当倡导各主体之间的平等对话、沟通与协同，鼓励人才和文化要素的跨界创新，以充分、有效地激发传承主体的能动性，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侗族掌墨师群体的现代转型与技艺传承研究”（项目编号：20CMZ01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 作者简介：
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传统建筑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主办：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 承办：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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