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中华文明赓续传承的文化基因，凝聚着中华民族的集体智慧，具有重要的文化、科学、艺术和经济等多重价值。然而，在现代化进程的冲击下，非遗传承面临着传承人老龄化、技艺失传、文化内涵被忽视等诸多问题。近年来，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等部门相继出台多项政策，推动非遗进校园、进课堂，强调高校在非遗保护和传承中的责任和使命。自2011年起，国家将非遗保护提到法律层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提出“学校应当按照国务院教育主管部门的规定，开展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①。2015年，文化部与教育部联合启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作为国家非遗保护领域的重要创新举措，旨在通过非遗传承人与高校、社区的深度互动，探索兼具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的路径，确立“见人见物见生活”的非遗保护理念，为非遗传承人群搭建学习与交流的平台。2021年，《“十四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提出“推动将非遗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并将“非遗助力乡村振兴”列为重点任务^②，标志着非遗“研培”从“技艺传承”转向“文化生态整体性保护”，并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发挥关键作用。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进一步为非遗研培的深化与拓展提供了重要指导^③。基于政策文本分析，在中国非遗保护的本土化实践基础上实施研培计划，已成为我国文化领域一项重要基础性、战略性工作，实现了制度性突破，开启了非遗传承保护工作的新篇章，也为高校开展研培计划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研培计划实施至今，我国高等教育机构参与规模实现跨越式发展，项目合作院校已由初期试点的23所拓展至130所，已然形成包含综合类高校、专业艺术院校、师范院校及职业院校的跨学科培养矩阵。截至2023年12月，研培计划累计开设专项非遗研培班1300余期，覆盖培训学员逾10万人次，在传统工艺振兴与非遗可持续发展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在非遗研培的课程设置上，也逐渐形成了理论课程、实践操作、实地考察、作品展示等模块化结构课程设计。但在具体的实践场域，任何一种“外力”的刺激都会加速非遗的改变与重构^④，非遗保护需多方参与，高校非遗研培不能仅限于传承人个体，而要探索如何将传承人与高校的资源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最大化服务社会发展。同时，非遗的现代性转化需打破时空限制，实现广泛传播与交流。

吉登斯在“现代性理论”中提出：“现代性是在人们反思性地运用知识的过程中（并通过这一过程）被建构起来的。”^⑤现代性的特征是全面反思性的假定，这种反思性不仅包括对传统本身的反思，也包括对传统与现代关系的反思。在非遗与现代社会的结合过程中需要重新审视非遗的文化内涵与技艺价值，挖掘其在现代社会中的潜在价值。通过科学研究与实践探索，多方社会参与主体的联动，将非遗知识与现代科技、现代设计理念相结合，才能实现非遗保护与传承的可持续发展，赋能社会需求。

非遗教育与高校学科现代性建设，本质上是以本土文化基因重构知识生产体系的实践探索。回溯历史，我国高校工艺美术教育始于20世纪初，但其系统化、制度化的现代高等教育体系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这一时期为满足国家计划经济体系对工艺美术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国家层面启动了对工艺美术教育的统筹规划与资源调配，相关院校也相继成立以工艺美术教育为核心的实用美术系。随着20世纪80年代传统工艺保护浪潮的兴起，高校在民间美术保护与传承中发挥了关键作用。1980年，中央美术学院设立“年画、连环画系”，并于1986年改建为“民间美术系”，将各民族民间美术传统引入美术教育，开设民间美术课程，将剪纸、刺绣等技艺纳入教学体系^⑥。1993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进一步将民间艺术元素融入设计课程，推动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的融合。1998年，教育部颁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以“艺术设计”代替“工艺美术”，为非遗技艺系统化传承提供学科载体，尽管当时“非遗”概念尚未普及，但高校非遗课程的雏形已初步形成，但多以“民间美术”“传统工艺”等概念开展教学。

2002年5月，中央美术学院率先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这是我国高校最早的非遗研究机构^⑦。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提出将“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⑧实施非遗传承，这标志着教育被正式纳入全球非遗保护框架。中国于2004年8月批准加入该公约，此后“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取代原有的“民族民间文化”等表述，成为国家文化政策的核心术语。在此背景下，高校教育以“子系统”的身份介入非遗保护系统中，成为确保非遗项目能够得以整体性保护与传承的重要实践活动，推动非遗从“社区传承”向“学院化传承”延伸，形成活态保护与学术研究的双重机制。正如王晨阳所言：“非遗保护是一门实践的学问，要用实践去推进各项工作，边实践边研究。”^⑨2005年，《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发布，首次明确“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培养专门人才”^⑩。2006年，中山大学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自主设置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硕士点，开启研究生教育。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提出“开展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⑪，随后各地方也相继出台相关条例和文件鼓励和支持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和专门人才培养，推动传统工艺进入高等教育体系。2015年，随着研培计划的全面实施，各种特色学科平台相继建立，逐渐形成“理论研究—技艺传承—创新实践”三位一体的非遗人才培养模式，由此高校非遗学科建设进入体系化发展阶段。

2017年，《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提出，“加强传统工艺相关学科专业建设和理论、技术研究”^⑫。2020年，冯骥才等学者倡议建立独立非遗学学科的重要性。2021年，教育部正式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纳入本科专业目录，标志着该领域从文化实践向学科建制转型。截至2024年，我国已有21所本科院校正式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业^⑬，这一数据体现了非遗保护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制度化进程。此进程不仅是中国非遗教育与高校学科建设的融合进程，更是文化基因传承逻辑与现代知识生产机制的双向对话与动态调适过程。

由此，我国非遗教育发展历经三个阶段。自2003年非遗保护实践发轫，学者开始与传承人展开合作与探索，形成了“田野调查+技艺传承”的基础模式；2015年研培计划实施后，高校成为核心平台，建立“高校+传承人+社区”的协同机制；2021年，《“十四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提出“加强高等院校非遗学科体系和专业建设”^⑭。在此进程中，高校角色实现三重嬗变，从文化基因的挖掘守护者到教学范式的创新实验者，继而跃升为乡村振兴的赋能者。在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中，高校正以教育之力激活非遗生命力，培育出兼具文化自觉与创新能力的传承者。

（一）非遗研培模式的现代理念创新

非遗学科建设是研培计划的重要延伸，高校作为实施研培计划的重要阵地，通过课程改革与跨学科融合，承担着培养非遗传承人、构建非遗保护理论与实践体系、推动传统技艺现代化发展等重要责任。非遗研培工作旨在通过系统性教育实践，全面提升非遗传承人群的文化素养与创新能力，探寻传统工艺与现代审美、实用功能有机融合的活化路径，推动传统技艺与现代生活的创新融合。

高校非遗研培课程以“强基础、拓眼界、增学养”为目标，分设理论、实践与创新模块。回顾中央美术学院研培计划的实施历程，在研培计划全面展开之前，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率先与中央美术学院合作，在2015年3~4月先期开办了一期“非遗保护与现代生活——中青年非遗传承人交流实践活动”，作为试点探索了研培计划的可行性模式。这次实践活动，中央美术学院制定了详尽的课程标准，组织多次实践交流，举办结业展览，通过搭建双向交流平台，共同探讨传统技艺在现代生活里的传承与发展，为大规模开展研修培训提供了经验。 

针对研培经验、问题以及社区传承困境，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乔晓光提出了“知情、知艺、知辩”的“三知”理念^⑮。“知情”意味着传承人需要深入探究传统技艺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底蕴与生成语境，明白其在文化体系中的意义；“知艺”要求传承人不仅要熟练掌握技艺的操作流程与表现形式，更要精准领悟其核心要义，达到对传统技艺的精湛运用；“知辩”则是传承人在面对时代变迁与社会需求转型时，能够运用批判性思维与辩证分析能力，权衡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微妙关系，在坚守传统技艺本质特征的基础上，实现传统技艺与现代生活的有机融合与协同发展。中央美术学院在以“三知”理念作为培训基础的前提下，继续深化改进非遗研培模式，提出培训工作“常态化、互动化、职业化”的“三化”教学模式。以践行教育先行，培植非遗传承根基为理念，先后扩大参与人群范围及空间实践领域，让学校师生参与进来，通过特色展览、特色营训、特色基地、大学进社区等形式活动，形成“理论奠基—实践赋能—创新转化”的三维教学体系。

（二）非遗研培课程内容的现代模块整合

非遗研培的现代性转化，本质是通过教育实践构建“乡村—高校”的资源循环系统。非遗研培课程体系的现代性建设，首先需要建立在对非遗本质与价值的深刻理解之上。在课程内容的设置中，中央美术学院建构了“三维协同”的课程矩阵。

第一，基础理论及文化通识课程。一方面学习国家在非遗领域的政策，通过分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与中国非遗相关法律法规的协同机制，解析生产性保护、文化生态保护等“中国经验”；另一方面学习文化遗产通识课程，通过非遗讲座激发传承人对自身文化知识的觉醒，使其变为“知情人”（表1）。

第二，特色示范及考察课程。非遗的知识体系不是通过书本内容去构建的，它是基于非遗本体而言，是鲜活而富有生命力的，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所以非遗教育实践者要积极聚焦于对“非遗生活化”的场景构建。在课程内容上需要学员进入非遗大师或导师工作室进行专业学习，营造学习的场域，通过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现场示范、专题授课，让学员能够针对非遗技艺的具体问题进行讨论学习，解码文化，让传承人从“工匠”升维为“文化阐释者”。

第三，技艺与实践应用课程。在非遗研培课程中，技艺与实践应用课程的设置是整个教学体系的核心。它不仅是传承非遗技艺的关键，更是让这些技艺在现代社会中焕发新生的桥梁。技艺课程是基础，实践应用课程是转化，二者缺一不可。技艺课程的核心，就是让学员掌握非遗技艺的本质和精髓，在尊重传统技艺的内在逻辑和文化内涵的原则下，避免盲目改变其原有形态和制作工艺。

同时，高校需要发挥专业教育、艺术交流等优势，在培养“非遗”传承人创新意识的同时，更要注重培养其对产品的“创造性转化”意识。中央美术学院结合学校展览策划的基础力量，非遗研培成果会结合展览形式进行具体呈现，如在2023年举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修培训计划”成果联展中，以“匠心之韵 时光传承”为主题，在秉承传统、不失其本的基础之上，集中呈现了研修班学员的30件家具、家居作品，这些作品以手工技艺的原生性主体为指导进行创新转化，既是木作世家、老字号匠人、高校毕业生等多元传承主体的智慧结晶，也是“守正创新”教学理念的具象化呈现。

非遗研培课程内容的实施，构建了一种双向互动的文化传承机制：一方面，传承人作为文化持有者，将地方性知识带入学院课堂；另一方面，高等教育机构则为传统技艺的当代阐释与创新提供了理论框架与实践场域。这种双向流动的知识传递模式，既维护了文化传统的本真性，又推动了其在现代语境下的创造性转化。

（一）从“手艺人”到“文化转译者”

在非遗生产性保护与传承创新的当代语境下，非遗保护与传承不仅是技艺的传授，更是文化内涵和思想观念的传递。自2015年研培计划实施以来，中央美术学院作为首期试点单位，截至2024年，已成功举办12期，培训课程覆盖民居营造、玉石雕刻、民间剪纸、手工刺绣、漆器工艺、木作雕刻及陶瓷制作等技艺。项目面向全国招收学员群体，主要培养对象为各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及相关领域的中青年专业人才。

从人类学视角来看，非遗研培不仅改变着传承人的知识结构，更重构了传承人的社会角色。在研培计划的实施过程中，课程模式及参与事项，促使传承人、高校、社区等多方主体参与其中，形成可持续的生态圈层，来自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设计师、企业家等建立联系，实现跨地域、跨行业的交流，极大地拓展了传承人的社会网络。

从个体层面来看，传统非遗传承人往往只掌握单一的技艺知识，知识体系较为狭窄。非遗研培通过系统的课程设置，促使传承人走出知识限域的范围，由被动接受和传承的状态，向主动创新的方向转变，由个体形式传承转向团队协作交流。通过课程学习，传承人接受更广泛的知识，拓展、丰富了知识体系与知识结构；通过专业理论学习、案例研讨等方式，传承人能够深入理解非遗技艺的技术原理、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进而提升对技艺的理论认知水平。

从群体层面来看，研培计划的实施，对传承人群体的结构产生了积极的优化作用。研培计划吸引了大量中青年传承人参与，为非遗传承注入了新鲜血液。这些中青年传承人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和学习能力，能够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

作为传统文化的承载者和文化的“活体档案”，非遗传承人在参与非遗教育时，从“地方性知识持有者”向“文化转译者”转型。作为文化的主体，在参与相关事项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文化传承的社会网络建构，吸引了更多社会力量的参与。

（二）从“文化转译者”到“乡村文化振兴主体”

研培计划并非简单的高等教育输送，而是通过系统性培养机制，帮助传承人构建多维文化认知体系，实现传统技艺与现代社会的深度耦合。“双向知识”的建构，有助于激活文化基因，使非遗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发挥文化认同凝聚与经济价值转化的双重功能。自2015年启动以来，研培计划不仅推动了非遗的系统性保护，更成为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引擎。

在此基础上，为探索和振兴传统工艺的有效实施，自2016年起，文化和旅游部支持拥有较强设计能力的企业、高校、机构先后设立了18个传统工艺工作站⑯邀请设计师、企业营销人员与传承人开展交流学习，形成了“高校智库+企业生产+社区参与”的模式。例如，由雅昌文化集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与哈密市政府共建，设立了全国首个工作站，将维吾尔族刺绣与航天器内饰、高端定制结合，开发文创衍生品；中央美术学院在文化和旅游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自2017年起先后在浙江东阳、云南剑川及四川崇州设立了三个传统工艺工作站，分别以传统民居营造技艺、木雕技艺、竹编工艺为核心，探索传统工艺在现代生活中的功能转型与创新发展，助力乡村振兴。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成立了贵州雷山传统工艺工作站，积极推动传统工艺的生产性保护，探索出非遗助力乡村建设的新模式。

传统工艺工作站的设立，对非遗传承人来说，不仅仅是提供了一个物理空间，更是一个重新激活传统工艺生命力的“文化场域”。通过与研培计划的结合，构建了一个从知识到实践、从保护到创新的完整生态。通过多维度的功能设计，传承人从单一的技艺守护者，转变为文化创新和乡村文化振兴的推动者。通过研培计划，传承人不仅学习了现代设计理念，还将传统技艺与现代技术相结合，探索出适应市场竞争力的文创产品，积极地推动了乡村非遗项目的产业化发展。

在现代社会，非遗作为乡村文化的瑰宝，承载着乡村的历史记忆和文化内涵。研培计划的实施，促使非遗传承人的角色发生了重构性的变化；多维度参与，更是激活了传承主体的能动性，形成“个体觉醒—群体协作—社会共创”的递进关系，由“文化转译者”转变为“乡村文化振兴主体”，为乡村的可持续发展赋能，促进乡村文化的繁荣与振兴。

非遗研培的现代性建设是一个长期而系统的过程，需要不断探索和创新。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研培计划通过现代性转化，实现了乡村文化振兴与高校学科建设的双向赋能。这种赋能不仅体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创新上，还体现在乡村经济的发展和高校学科建设的提升之中。现代性理论强调发展的可持续性和系统的整合性，非遗保护传承虽呈现出显著的实践成效，但亦暴露出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与治理张力，这些问题不仅制约非遗的可持续发展，更折射出文化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普遍性困境。研培计划成果的可持续性需要建立在完善的产业生态系统和社会支持体系之上，包括建立非遗传承人与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之间的长期合作关系。而在高校课程体系建设上，如何加强高校课程设置的系统性、连贯性和紧密性，如何平衡非遗的“本真性”与“创新性”，以及如何突破“传统技艺保存”的单一模式，走向“生态化”的现代性，使其在全球化语境下贡献中华文明现代性转型的独特智慧，实践本土文化的可持续传承，拓展和创建适应当下文化遗产时代的专业学科等，这些都是亟待开展的时代课题。未来需要深化社会力量的参与机制，明确政府、高校、企业、社会组织等在非遗研培中的角色和职责，形成协同育人的合力，更需要进一步强化非遗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以完善非遗传承的“中国模式”，促进乡村振兴与高校学科建设的双向赋能。

本文为2022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新发展理念下乡村振兴艺术设计战略研究”（项目编号：22ZD1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