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5年以来，由文化和旅游部牵头开展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2021年更名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修培训计划”，以下简称“研培计划”），聚焦非遗传承主体，特别是新生代非遗传承人的成长问题，开创了新时代中国非遗保护的新局面。与此同时，该计划也将全国众多高校发动起来，加入中国非遗保护事业，拓展了非遗保护主体的范围。在实施研培计划的过程中，各高校积极调动各类学术和社会资源，在完成培训班、成果展等既定任务之外，积极参与传统工艺工作站、非遗工坊等各类平台建设，探索“校地合作”“校产合作”新模式，将非遗保护推向纵深。

2017年启动的《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不仅在谋划阶段汲取了非遗研培的工作经验，在后续实施过程中也得到了各研培院校的积极响应和持续支持。可以说，研培计划作为一个探索性的起点，滚雪球般触发了一系列与“非遗振兴”相关的议题和多样化的社会实践活动。在此过程中，非遗逐渐呈现出生气蓬勃的新面貌。在非遗传承和保护工作领域，“见人见物见生活”“非遗走进现代生活”等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在社会传播层面，越来越多的媒体采用“非遗正年轻”“非遗国潮”等更积极的宣传语向社会公众介绍非遗保护的新成果^①。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作为首批研培计划试点院校之一，2015年以来组织完成了17期非遗研修班，为全国各地培养传统工艺青年骨干传承人341名，完成文化和旅游部非遗研习项目5项，依托北京市非遗研培计划、国家艺术基金、北京文化艺术基金、清华大学雪花秀非遗保护基金、清华大学美术学院BMW非遗保护创新基地、振兴中国传统工艺清华大学创新工作坊等开展一系列非遗研创活动。此外，还参与哈密、荆州传统工艺工作站建设，申报获批传统工艺与材料研究文化和旅游部重点实验室，启动非遗保护专业硕士学位项目，开展一系列人才培养、科研、政策咨询和展示推广工作。

2019年，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非遗研培工作团队（以下简称“团队”）荣获《光明日报》“中国非遗年度人物”称号（图1）。在过去十年中，他们在漆艺、陶瓷、金属工艺、织绣印染、手工造纸、木版年画等不同的艺术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创成果。本文拟结合非遗研培工作经验，从艺术学视角出发，对过去十年的实践探索进行回顾，总结其中具有普遍意义的方式方法，揭示非遗传承振兴中的普遍规律。

▲ 图1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非遗研培工作团队荣获《光明日报》“中国非遗年度人物”称号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非遗研培工作团队 提供，2019年）

非遗传承人进高校参加短期培训，曾一度引起部分专家的疑虑。他们担心这种学习会改变非遗的“基因”。这种看法背后的理论假设能否成立，至少在2015年—2016年的研培计划试点期间是无法定论的。但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团队一开始考虑的不是如何回应这样的问题，而是尝试解答另一个看上去相反的问题——如何将针对传统工艺类非遗传承人开办的培训班与一直存在的工艺美术大师培训班区分开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大力恢复发展传统手工业，并在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达到高潮之际创办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即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前身。该学院曾经的主要工作任务之一是为工艺美术行业培育人才：一方面，通过学历学位教育培养专门人才去工艺美术国营厂、研究所工作；另一方面，通过成人教育为手艺人提供到高校进修提升的机会。在计划经济时代，一些成人进修班持续的时间较长，有时甚至会持续一两年。在市场经济时代，这类进修班多半是短期的，并按市场成本收取学习费用。

进入非遗保护体系的传统美术、传统技艺类传承人，与以往归入“工艺美术行业”“工艺美术大师”名目下的人群是高度重叠的。通俗地说，这些人都是手艺人。最早一批进入非遗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录的手艺人，多数都有在工艺美术国营厂或研究所工作的经历。今天，身兼工艺美术大师和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两种身份的手艺人仍十分常见，甚至日渐增多。同样都是针对手艺人（暂不讨论饮食类传统技艺传承人），非遗保护框架中的传统工艺培训班与以往的工艺美术培训班究竟有何不同？这是团队接到非遗研培任务时首先想到的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得追溯工艺美术和非遗这两套知识体系和社会体制的历史来源，并结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等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认识非遗保护视角的特殊性。针对这一问题，笔者在承接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委托的研习课题时已展开较多思考，并在编著出版的《工艺当随时代：传统工艺振兴案例研究》一书中给出了较为详细的回答。

本文在此仅限于指出，工艺美术培训班更多采用“美术”视角，注重对个体艺术家的培养；非遗培训班更多采用“文化传承”视角，注重对群体的培养。2015年提出的“非遗传承人群”是一个富于创造力的概念，“非遗传承人群不仅包括各级代表性传承人，也包括项目的持有者和从业者，从而最大限度地覆盖了非遗保护传承的广大人群”^②。这一新的命名方式，将关注重心从代表性传承人评选转移到传承人后备队伍培养。以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非遗研修班为例，参与研修班的341名学员中，有151名年轻学员无代表性传承人身份。通过学习，他们极大增强了文化自信，提升了传承和创新能力，结业后表现突出，三分之一获评区县级、市级代表性传承人。据不完全统计，参训的各级代表性传承人，结业后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如12余名学员晋升省级代表性传承人，24余名学员晋升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这一统计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非遗研培在培养后备人才方面的作用。

从“文化传承”视角出发，团队将非遗研培学员视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如此一来，培训的过程就会是一种双向或共同的学习过程，学习和致敬我们共同的传统。在试点期间，团队尚未来得及展开学员回访和实地调研，只能充分利用一个月在校集中学习和后继结业展的相聚来实现双向学习。从第1期非遗研修班开始，便启动了“非遗进清华”系列展演活动，也即请学员在校园中集中展示技艺。这一活动不仅吸引了美院师生，还吸引了外院系和社会各界人士。与此同时，团队还举办系列沙龙活动，让传承人走上讲台，向同学、老师和社会公众介绍自己所掌握的非遗项目，讲述自己的传承故事。

这种学习不仅是一种双向学习，也是一种共同学习。对于传统的了解，甚至是对自己所持非遗项目的了解，即便是传承人自己也未必是充分的。于是，团队针对性地开设了中国古代工艺美术史课程，甚至外国工艺美术史课程，因为古代欧亚大陆上的工艺文化交流源远流长，相当多传统工艺门类都有跨地域、跨文化交流的历史。在课堂上，不仅是传承人，笔者和其他带班的老师、同学们均受益匪浅。看到传承人的学习热情，团队专门向他们介绍查资料、读文献的方法，并联系学院图书馆向他们开放阅览。除此之外，团队还组织学员参观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等机构馆藏的工艺精品，一同向历代杰出的工匠学习，仰望古代工艺文化的高峰，以更悠远的传统打破近世传统造成的视野局限。

在此过程中，团队意识到增强学员的学习和反思能力至关重要。短短一个月的研修，难以面面俱到。时任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项兆伦在非遗研培院校交流大会上说，“师傅教的我们不教”（主要指具体的手工技艺），“师傅不教的我们教”（主要指增学养、拓眼界）。受此启发，团队不仅将沙龙、论坛在课程安排中固定化，而且借鉴学位学历教育中的小组研讨和毕业答辩环节，在培训的后半段将学员分组，各组在导师带领下搞“头脑风暴”，在讨论中形成“1+1”结业创作方案。答辩通过后，学员们回家各自完成结业作品，在微信群讨论和接受导师指导，制作完成后再返校参加结业展（图2）。

▲ 图2  非遗进清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计划”试点成果汇报展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非遗研培工作团队 提供，2016年）

“1+1”研创，即学员们运用各自擅长的工艺，联合设计制作一套具有实用功能的产品。这一模式逐渐成为清华非遗研培的一个特色。在2016年北京国际设计周举办的第二次结业成果展上，不同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合作共创的茶具、餐具、灯具等成为一大亮点。在古代，人们的衣食住行主要依靠手工艺来满足，大多数产品都是“集成式”的，集合不同材料工艺以达到最优解。在手工艺衰落后，各工艺门类间的联系不断减弱，即便一位手艺人可以独立完成一件作品，也无法用同样的工艺制作基座和包装，甚至不得不用刺鼻的工业胶水黏合作品的不同部位。在结业展上，一套茶具作品可能结合了陶瓷、金属和竹编三种工艺，下面的茶托、茶盘、茶席则可能用到漆艺和染织工艺，这些都是使用天然原材料、以手工制成的，既实用又美观。不同工艺的结合，使传统工艺重新恢复曾经的毛细血管网状联系。

这种“1+1”研创，帮助学员更好地认识材料、工艺、功能、形式间的内在关联，而不再受限于项目制申报给人造成的不同工艺间孤立绝缘的浮表印象。不仅如此，“1+1”研创极大增进了学员间的交流，不少学员在结业后依然保持着技艺间的相互合作。这种合作既是一种抱团取暖，也是一种共享经济，例如一件多人署名的作品，可以参加不同类型的展览，一款联名产品可以在其中任何一个创作者的市场渠道中销售。数月之前，笔者去厦门探访非遗研修班学员唐葫芦民艺造物创始人陈路茵，她虽与同班同学分隔两地，至今仍在合作生产有市场需求的联名产品。

自第5期佛山非遗研修班起，团队开始了整建制培训模式的探索，也即邀请同一个地区不同工艺门类的传承人集中到一起学习。在这类研修班中，“1+1”结业研创开始具有一种新的意义——将同一个地区的传承人聚集到一起振兴地方文化。媒体人陈刚记录了4位佛山研修班学员“1+1”结业共创的经历，佛山剪纸、彩扎（佛山狮头）、金箔锻造和石湾陶塑，4项富于佛山特色的传统工艺，史无前例地融合到一盏台灯的设计制作中（图3）。该纪录片中的一句话绝妙地概括了这种共创的意义：“融合是一种突破，突破原先手艺人身怀绝技但各自孤立的状态；融合是一种革新，将古与今连接，在传承中创新，在尝试中突破。”^③

▲ 图3  狮情画意

佛山非遗研修班结业作品 

刘健翎（石湾陶塑技艺）、欧琦辉（彩扎 · 佛山狮头）、

吴炜全（金箔锻造技艺）、陈嘉彦（佛山剪纸）作，2017年

第5期佛山非遗研修班，与佛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密切合作，针对佛山各传统工艺门类，招收20位80后、90后传承人开展整建制培训。同学们虽然来自同一个地区，但入学之前并不认识或无深交，通过“1+1”非遗研创结下了深厚友谊，回到地方后抱团取暖，形成聚集效应。与此同时，清华师生多次赴佛山回访，与佛山形成长期联系。

其后，团队又与广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合作，组织策划了广作新生代清华创意设计工作营，培养了20位广州新生代传承人。工作营的结业研创任务，是让不同工艺门类的新生代传承人，在调研广府文化和“老广”生活方式的基础上，以艺术的形式为广式生活增光添彩。结业展在广州白云机场举办，现场搭建了一些地域特色鲜明、生活气息浓厚的广式生活场景，还模拟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广式婚礼，婚礼中用到的服饰和吉祥物品都是学员们联合设计制作的。

这两期研修班，对广州、佛山地区的传统工艺振兴有重要意义。例如，在佛山木版年画、彩扎（佛山狮头）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相继去世后，清华非遗研修班的3位学员成为承传这两项国家级非遗项目的骨干。再如，在广州非遗与旅游融合的创新发展之路上，广州新生代学员发挥了骨干作用。这一区域性整体保护振兴的人才培养模式，此后还被用于玉树、荆州、鹤庆、汝州、北京等地，对这些地区的传统工艺整体性保护和振兴起到重要作用。

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于2017年获批设立藏族文化（玉树）生态保护实验区。对玉树的非遗研培帮扶，起因于生态保护区的建设发展需求。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是我国在非遗保护方面的一个创新举措，其整体性保护理念有助于克服项目制保护“见树不见林”的片面性。非遗作为一种地域性鲜明的活态传统文化，与孕育它的土壤和环境密不可分。文化生态保护区在推动非遗相关环境保护和跨行政区域协同工作方面的作用有目共睹，但也存在锚点和抓手不足的问题。非遗研培中的整建制培训，从“人”这一非遗传承核心要素抓起，将同一个地区分散在不同非遗项目中的传承人群组织起来，增强地域文化认同，激发文化创新活力，实操性强，效果明显且可持续，是实施非遗区域性整体保护的一个新抓手。

在研培计划实施过程中，这种整建制培训也被用于传统工艺工作站、非遗扶贫工坊建设，均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工作站、工坊的地理辐射面积远小于文化生态保护区，但也都属于广义上的区域性整体保护模式。参与其中的各研培院校、企事业单位，以不同的方式助力地方文化、社会和经济发展，为非遗区域性整体保护贡献了各自的力量。

笔者在参与这类实践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艺术学视角的重要性，并发展出“艺术聚集理论”这一兼具原理性和实操性的艺术理论。我国将非遗分为十大门类，其中七八个门类都涉及文学艺术，从文学、艺术学角度对非遗开展研究是理所当然之事。过去十年来，艺术学理论界热议跨门类艺术史的写作可能，以及艺术学学科建设中的跨门类、跨学科性。而笔者发现，艺术在社会生活中自然形成的聚散离合状态，与艺术的学科、专业分类相比，是一个更值得关注的本源现象。多门类艺术在节日、文化空间或单一艺术品种（如皮影戏、狮舞等）中的聚集现象，在非遗田野考察中随处可见。从这一切身经验出发，笔者发现这种跨门类艺术聚集现象在古代艺术史中同样广泛存在。就此而言，跨门类艺术史不仅可能，而且是艺术史写作原本就应该有的一种视角，因为艺术史研究的目的就是复原艺术在社会中真实的存在状态。

艺术聚集首先体现为人的聚集，继而体现为内容（故事、寓意等）的跨媒介共创和形式（技艺、程式等）的跨门类关联。这一内容和形式在某个地区形成的广泛关联，通过为衣食住行用娱服务的艺术实践传统，以及在其中形成的具有示范意义的经典样式和作品，在丰富生活意义、组建生活样式、形成文化认同等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文人和文人艺术聚集，是理解苏州城市风貌和生活样式的一个重要出发点。从类似的角度出发，也可以去考察地域文化特色鲜明的佛山市，尽管那里曾经聚集的艺术形式不同于文人艺术。在这两座城市中，通过长期聚集而形成多样化关联的诸多艺术门类，至今依然在活态传承发展，成为非遗保护振兴的对象。

以往的非遗保护理论倾向于描述一般性的人类信念、惯习和社会关系，缺乏对艺术特殊规律的了解。如英国艺术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盖尔（Alfred Gell）所见，在以艺术为媒介形成的社会关系中，艺术家及其物质产品共同构成了形塑这一社会关系的“施动者”（Agent）^④。这种物质产品，既包括手艺人通过工具和材料制作的艺术品，也包括歌舞者以身体为媒介形成的艺术样式。正是通过这些相对稳定、具有能动性的物质形式，无形的世界观、飘忽不定的生活感受才得以凝聚成形，超越单个施动者和受动者的生命限制而世代相承，成为具有长久价值的“活遗产”（Living Heritage）。唯有从艺术学的角度出发，才能看到艺术形式对于生活流变的组建作用。也只有从这个角度出发，才可能找到增强艺术类“活遗产”生命力的具体抓手，而不是流于空谈。

在艺术学理论中，源自艺术社会学的“文化菱形”（Cultural Diamond）理论，对于非遗区域性整体保护同样具有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该理论最初由温迪·葛瑞斯伍德（Wendy Griswold）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其后经维多利亚·D.亚历山大（Victoria D. Alexander）修正，从生产、分配和消费三个环节把握艺术全貌。在这个图式中，“消费”环节可进一步修正为更宽泛的“接受”环节。亚历山大最重要的贡献是在生产和接受之间，增补了一个分配环节，从而更全面地把握艺术现象。如她所说，“分配体系的形态决定了哪些艺术会被传递，以及传递的范围。简单菱形将艺术客体的分配过程和艺术创作混杂在了一起。区分这两者，让我们明白艺术家和消费者之间可以有很多层面”^⑤。

笔者在指导学生研究非遗聚集区，特别是传统工艺产区的过程中发现，与现代化过程中走向独立的专业化分配机制（如美术馆、画廊、拍卖行）相比，传统的艺术分配模式同样具有当代价值。如在景德镇的艺术市集和艺术村落中，人们一般不需要通过经纪人或代理机构便可以与艺术家打交道，或直接从艺术家手中购买艺术品。这种“见人见物见生活”的艺术分配模式，使景德镇散发出更为浓郁的艺术气息，进一步促进了那里的艺术聚集和文旅产业发展。非标准化的艺术体制和标准化的艺术体制，在景德镇和谐共存，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这些发现因地制宜地修正了“文化菱形”理论，使这一理论能够更好地运用于中国现实，用于指导非遗区域性整体保护、振兴实践。

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⑥，其中提出要加强分类保护。也就是说，非遗十大门类，应根据其不同特性和现实发展情况分类施策。本文所说的分类保护与此含义不尽相同，而是特指针对某一类非遗如漆艺、制茶技艺、狮舞等展开跨区域联合保护。在此意义上，非遗并非只有地域性，还有跨地域性。正是这种跨地域性，使非遗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文化支撑，而跨国别的非遗联动，还能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以“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为例，该项目不仅将全国各大茶叶产区串联到一起，而且以茶为媒唤醒了一带一路上的古老记忆。习近平总书记为此作出重要批示，指出非遗保护应“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深化文明交流互鉴，讲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故事，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⑦。

在开展非遗研培的过程中，团队逐渐摸索出一种分类保护振兴的培训模式，对笔墨纸砚、年画、陶瓷、金属工艺、漆艺、古琴、竹编、灯彩等传统工艺类别展开跨省市培训。笔墨纸砚既是中国书画的基本物质媒介，又是独立的造物艺术，依赖不同的自然条件形成了不同的材料工艺特色。第3期清华非遗研修班聚焦笔墨纸砚，从各大产区遴选招收了20名非遗传承人。从总体学术策划出发，团队不仅安排了有针对性的课程和参观项目，而且开展了“非遗进清华”笔墨纸砚展演及系列论坛。

在短短一周内，团队精心策划了5场学术论坛，将笔墨纸砚的制作者与使用者、研究者紧密联系到一起。这5场论坛分别是“骨法用笔：制笔与笔法”“纸以载道：水墨与画意”“砚藏名山：灵石与文气”“佛光普照：藏书与藏画”“古艺新姿：纸作与日用”，涉及艺术史论系、视觉传达设计系、书法研究所、工艺美术系、绘画系、基础教研室等不同系室，邀请到了苏士澍、杜大恺、刘巨德等书画名家，刘仁庆、汤书昆、吕敬人、赵健等知名手工造纸研究者和设计师，与笔墨纸砚传承人展开了深入交流与对话，并在最后一场论坛上宣布成立中国手工造纸联盟。此后，联盟负责人原博借助非遗研习项目和雪花秀非遗保护基金项目，持续推动中国手工造纸研究、转化和推广工作，并举办“中国手工造纸的技·艺”巡回展。

继手工造纸之后，与印刷相关的年画也受到重点关注。2019年和2021年，共举办两届清华大学年画日新创作营，招收培养97名学员，包括各大年画产区的非遗传承人及热心年画创新转化的设计师、艺术家和在校生。其研创成果不仅以“溯源图新”为主题在北京国际设计周、中国设计大展等处亮相，而且在春节期间进入市场、走进千家万户。该创作营响应了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年画重回春节”的号召，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年画传承人、设计师和艺术家，促进了年画创新发展和创新转化，间接为春节申遗提供了助力。

第6期、第7期非遗研修班的主题为漆艺和青瓷，设定这一主题的用意在于促进漆艺家与陶瓷家的跨界合作。大漆作为一种性能优良的天然涂料，在历史上与各种材料结合，达到丰富的髹饰效果，形成多种多样的器用。在此后的非遗研培中，特别是在荆州传统工艺工作站建立之后，漆艺成为重点关注对象。团队开展了一系列漆艺培训、展览和学术交流活动，形成了涉及全国漆树产区、漆艺非遗项目及整个东亚漆文化带的“横向”交流。在此过程中，漆艺不仅与其他传统工艺交流对话，还跨界到音乐领域。第15期非遗研修班以古琴为主题，将拆分为两类非遗项目申报的古琴斫制技艺与古琴演奏技艺重新衔接起来，连接供需两侧，促进了古琴文化和产业发展。在此过程中，团队与北京古琴文化研究会形成紧密合作关系，最近还在荆州传统工艺工作站启动了“古琴楚辞吟唱”计划。

过去十年来，团队开展得最多的是漆艺培训，研究得最深入的是漆艺和漆学。在这方面，团队有两个平台，一个是2016年底获批成立的传统工艺与材料研究文化和旅游部重点实验室，另一个是2017年秋季文化和旅游部批准设立的荆州传统工艺工作站。荆州传统工艺工作站是以荆州市荆楚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能传承院为基础建立的，最初仅围绕荆州本地非遗项目开展传承保护工作。团队到荆州后，与地接方长江艺术工程职业学院的同事们一起展开调研，发现中国漆艺史的第一个高峰是在荆楚地区形成的，这里不仅留存着全国最多的春秋战国至汉代的漆木器文物，还有活态复原的国家级非遗项目楚式漆器髹饰技艺。于是，大家一致同意将工作站的核心工作聚焦到振兴楚式漆艺、复兴中华漆文化、建立全国漆艺交流平台上。

为此，团队通过策划“荆楚问漆”国际学术研讨会和漆艺邀请展，将全国各地的漆艺类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院校漆艺专业带头人、国际漆艺家聚集到一起。2019年，团队在北京启动“漆艺中国行”大篷车行动，分5条路线探访全国主要漆树产区和漆艺非遗项目，向40余位国家级、省级漆艺代表性传承人征集材料、工具和样品，记录各类胎体制作和髹饰工艺流程。这些成果最终汇集到荆州传统工艺工作站，建成中国漆工艺馆，并以此为基础发起成立漆艺传承发展联盟。2022年7月30日，在多方不懈努力之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漆艺分会在荆州成立，由此揭开中国漆艺史新的篇章。

此后的每一个暑期，团队都会与工作站同事一起在荆州举办漆艺培训班，为日益增多的漆艺分会会员提供高质量的专业服务。在传统工艺与材料研究文化和旅游部重点实验室，在首席专家杨佩璋带领下，团队于2023年底成功申报获批“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国传统漆器工艺提升关键技术与装备研发》。该项目将在生漆精加工、大漆喷涂技术、漆酚漆酶生化反应机制研究等方面解决瓶颈技术问题，为中国漆产业、漆文化发展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在不久的将来，工作站将整体搬迁到纪南城遗址旁的工匠小镇，除了荆楚非遗馆中聚集的湖北省非遗项目，成体系的漆艺生产、展示和体验空间将成为其中最大的亮点。

如今，在荆州市、武汉市、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和十堰市，已初步形成一条大漆产业和文化交流带。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国家级、省级漆艺类非遗代表性项目及相关从业者，院校漆艺专业的教育、研究者，来自世界各地的漆艺家，通过工作站、漆艺分会搭建的平台，初步形成了多条跨区域、跨文化的漆文化交流带。以此为参照，中国其他地方完全可能牵头形成以丝为媒、以瓷为媒、以纸为媒、以竹为媒等各类横向串联的文化交流带，推进非遗分类保护，讲好中国故事，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从艺术学的角度来看，之所以能形成这种非遗分类保护振兴模式，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人类的技艺具有超地域的普遍性。生活在全球各地的人类，在征服改造自然、形成规模越来越大的共同体的过程中，不约而同地发展出类似的造物技艺和媒介上相近的艺术表达活动。这些造物和表意的技艺，不仅在原理上相通，而且还能跨地域传播，不断产生交流和相互影响。

了解到不同技艺间的相通性，还能为非遗保护或传承人培训提供更细化、更具成效性的方案。例如，世界各地的织染绣都具有某种相通性，举办相关国际展览、研讨和工作坊，无疑能起到相互启发的作用。传统雕刻材质各异，但在工艺上有很高的相通性，例如，牙雕从业者切换到玉雕、核雕或木雕赛道并非难事。竹编、藤编、草编、绳编等编织类工艺，不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还与纺织、刺绣等其他工艺相通，甚至能与陶瓷、漆艺、金属工艺中的特种工艺产生联系。不同的工艺，还能制造相近的艺术效果，如潮绣和金漆木雕虽然在工艺上相去甚远，但都在模仿某种金属工艺的效果。深刻理解工艺间的相通性，将为传统工艺保护、振兴提供更深层次的锚点和抓手。

过去十年的非遗研培实践表明，非遗保护与振兴的核心在于激活“人”的创造力与协同力。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探索证明，通过构建“双向学习”机制，非遗传承人不仅提升了协同创新能力，还与院校师生一起加深了对传统文化和非遗原理的理解；通过区域性整建制培训，实现了从单一项目保护到文化生态系统的整体修复；通过分类保护和跨地域联动，打通了技艺跨地域交流的脉络，为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注入新活力。

艺术聚集理论和技艺互通理论的提出，为非遗保护提供了兼具学理深度与实践价值的分析框架，揭示了非遗为何以及如何对地域文化传承、跨地域文化交流产生作用。未来，非遗保护需进一步深化艺术学基础理论研究，探寻更多深层艺术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制定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的非遗保护振兴计划。

本文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委托项目“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与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研究”（项目编号：2023MYB01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见人见物见生活”“非遗走进现代生活”等新的非遗保护理念，最初由原文化部副部长项兆伦在2016年1月14日的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会议上提出。该工作会议着重总结了非遗研培计划试点工作经验。

② 王晨阳. 以实践探索非遗教育与学科建设之路——从中国非遗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说起[J]. 民俗研究，2021（4）：41-46.

③ 佛山四位年轻人做了一件让黄飞鸿叶问都会叫好的事[EB/OL].（2017-11-13）[2025-03-23]. https://mp.weixin.qq.com/s/FFEfb6jkH92SrZ8H28bn8Q.

④ Alfred Gell. Art and Agency: An Anthropological Theory[M]. Oxford：Clarendon Press，1998：36.

⑤ 亚历山大. 艺术社会学[M]. 章浩，沈杨，译. 南京：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3：70.

⑥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EB/OL].（2021-08-12）[2025-03-23]. 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1/content_5633447.htm.

⑦ 习近平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 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EB/OL].（2022-12-12）[2025-03-23]. http://www.qstheory.cn/yaowen/2022-12/12/c_112920169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