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正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20周年，我国围绕《公约》框架开展的非遗保护实践进一步深化，先后印发了《关于公布2022年“非遗工坊典型案例”的通知》《关于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通知》，并正式公布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名单。与此同时，非遗人才培养与学术平台建设逐渐步入正轨，西安音乐学院招收首届非遗专业本科生，清华大学招收首届非遗专业硕士生，天津大学成立非遗学田野教学基地并召开“新时代•新学科•新使命——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国际学术论坛”，正式开通国内首个以非遗学为主题的学术网站“非遗学网”，由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和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与发展中心主办的辑刊《非遗研究》、兰州文理学院和甘肃省文旅厅合办的辑刊《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论丛》也相继出版。一系列行动均表明我国非遗保护实践正在全面、有序、科学、系统地推进。

    （一）非遗概念的深入阐释

      如何认识和理解非遗，关系着非遗保护工作的方向、人才培养模式的建设以及学科体系的构建。高艳芳指出，新世纪以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呈现出以文献与田野并重的立体研究、多维的整体研究以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应用研究为特征的转向趋势，即从“研究之学”逐步转向“学科之学”与“问题之学”。但近年非遗的学科化发展也逐渐凸显出非遗学理体系研究的诸多不足，从而促使部分学者向非遗本体展开追溯与反思。

      一是以追本溯源的方式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其他国家发布的非遗相关文件展开概念史循证，针对非遗概念的本土化过程进行反思，以此弥合非遗保护的国际视野与本土化阐释之间的差异。例如刘魁立结合我国非遗保护历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进行了本体性解读，认为“非物质文化”具有弥散性、对时空变化的适应性、以人为主体的特征。巴莫曲布嫫围绕《公约》框架内的名录列入机制和定期报告机制这一双向循环的国际合作机制，梳理了我国申遗、履约的持续实践。刘艳超则针对《公约》框架下名录列入机制所存在的相关问题，讨论了名录移除机制的完善历程及其演进动因。王薇基于《公约》的背景溯源，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相互尊重”原则进行了内涵、价值层面的再阐释，倡导将“相互尊重”作为文化领域的人类共同价值。郭翠潇采用循证研究法对“活态遗产”这一术语的概念化、政策化过程进行梳理分析，认为该术语打破了“物质”与“非物质”的二分认知，且较“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词更能凸显本质。安德明认为，非遗作为一个由不同国家共同创造出来的新概念，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一个新的文明交流框架。彭兆荣强调了非遗概念译法背后隐含的政治学色彩，认为非遗的不同表述应从“名”与“实”两个方面考量，在特定语境中理解特定语义。朱刚也认为，非遗概念转换的背后是一个复杂的国际政治和文化政策演化过程。敏承华等肯定了将“文化表现形式在时空维度的二元统一”作为我国开展文化空间研究基本路径的思路。此外，朱刚出版的专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策研究：概念、历史及趋势》更是从认识论、方法论层面针对国际非遗保护的话语系统、历史脉络和实施机制进行了系统论述。而王文章主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在2013版的基础上经过重新修订后于今年再版，其三次修订历程真实呈现了我国学界近二十年来对非遗理论的探索历程。

      二是从哲学视角切入，关注非遗的本质、特征及其存在方式，进而推动这一领域中国经验与中国话语的形成。牛乐认为中国非遗事业是兼顾文化传承、经济建设、生态环境建设的综合实践，其从语言学、物理学和艺术生产的视角对中国非遗进行了深度阐释，并指出了中国语言文字对非遗概念的建构和本土化塑造。全小国将亚里士多德的模仿理论作为非遗传承的阐释模型，强调传承人之间的模仿对于非遗传承的重要性。梁光焰认为，非遗的生产是由各主体通过实践活动（空间实践）、构想活动（空间表象）和生活体验活动（表征性空间）展开的空间生产。马延孝等倡导从原始思维切入非遗阐释，可以厘清非遗的文化内涵和文化基因，进而更好地理解和利用非遗资源。

    （二）非遗学理的研究进路

      近年来，非遗美学、非遗形态学的提出为我们深入理解非遗本质提供了视角。季中扬在前期非遗美学本体论、存在论、功能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走向审美文化批评的非遗美学研究进路，在抽象的非遗美学与具体的非遗保护实践之间搭建了桥梁。蔡达丽强调了非遗美学与传统艺术美学在研究框架上的差异，将非遗重新阐释为一种后现代语境中再生成的生态艺术。王福州继续从形态学角度围绕非遗的概念整合、体系建构进行深入探讨，指出我国长期以来非遗的概念界定及其学科边界呈现含混、交叉、模糊的特点，难以形成核心范畴与主干分类体系，应建构以“文化学”为定位的理论体系。

      传承人口述史作为近二十年来我国非遗保护实践的主要方法之一，其理论研究长期滞后于访谈实践。对此，夏燕靖呼吁传承人口述史研究应尽快从“行动实践”层面提升至“口述史学建构”，并将其纳入艺术史学理论体系中进行阐释。目前非遗学科理论体系正加紧建设，传承人口述史的理论研究也逐渐受到关注。闫慧芳认为，传承人口述史是一种发生在传承人与研究者这对叙事共同体之间的具有主体间性的“合作叙事”，需打破以往访谈基于主客二元对立的认知局限，激发传承人的主体意识。张洁则将传承人口述史的生产视为一个由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知识生产过程，应避免以某个学科的研究范式和学术理念将其学术意义单一化，并提出一种基于语义修辞、语境修辞、符号修辞的共时研究范式。此外，孙正国继续对“传承人口述志”这一概念进行了理论拓展，强调以“立人”为主旨，使非遗价值回归于人的价值。

      以上对于非遗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学理反思，有助于深入理解非遗的本质和意义，为非遗的保护、传承和发展奠定理论基础。

      21世纪以来文化软实力在世界发展格局中的重要性日益显现，文化强国、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的相继提出为非遗的保护、传承与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在此语境下，国内学界在非遗助力乡村振兴、文旅融合以及实现“双创”的实践路径方面展开了广泛而持续的讨论，可见非遗作为国家文化战略的重要抓手已成为共识。黄永林等论述了非遗赋能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并提示不同类别的非遗项目应采用不同方式融入乡村文化振兴。苏发祥等论述了非遗对于西藏边境地区乡村振兴的赋能路径与策略。王振艳等从“何以赋能乡村振兴”和“如何赋能乡村振兴”两方面，讨论了非遗赋能乡村振兴的机能、机理及政策供给机制。高俊山认为，目前非遗赋能乡村振兴的研究成果多停留在学理探究、政策解读层面，缺乏深入的实地调研和跨学科综合性研究。蒲娇等讨论了非遗双创与传统村落过疏化治理在乡村振兴中的耦合路径。焦念涛梳理了山东省非遗资源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发展的情况和影响因素。李江敏等强调了地方认同作为乡村非遗旅游活态传承空间内部形成的人地关系的特殊表达，贯穿着整个乡村非遗旅游空间生产的全过程。刘宇青等认为，以原真性保护为原则的非遗旅游实践可更好地助推乡村文化振兴。何海狮认为，手工业参与乡村振兴的决定性因素在于能否在遵循乡土逻辑的基础上保持文化主体性，因此应通过内发型发展策略提高地方性内生动力。翟姗姗等认为数字化是赋能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并构建了面向文旅融合发展的非遗数字化技术体系。张志颖认为，非遗可作为文艺创作、文旅融合发展的不竭资源。但周茜茜等也指出，应警惕非遗的过度资本化所引发的内涵缺失与价值扭曲。张继焦等认为，在传统向现代的社会转型中可以借“结构遗产”之力推动城市的内源性可持续发展。此外，朱华、李娜等还围绕非遗传承保护与打造地方文化品牌进行了讨论。

      本年度有关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精准扶贫的关注热度有所下降，而非遗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新热点。林继富从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视角论述了区域整体保护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价值，同时指出，保护区内应避免过分强调非遗项目为单一民族独有和独特，而忽视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与共创共享。黄永林等专门讨论了各民族非遗中所蕴含的文化基因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作用。王丹、普丽春等分别从“有型”“有感”“有效”三方面论述了非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吴佩琦讨论了竹篙火龙节在建构客家人集体记忆、构筑共有精神家园、铸牢赣南客家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发挥的重要作用。郝国强等从“点、线、面、体”、多重叙事、文化共生等方面讨论了广西多民族聚居格局下非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实践。

      其他方面，彭兆荣论述了传统仪式在非遗传承、民众教化、社会治理等方面的作用。巴胜超分析了非遗传承人、企业在近年抗疫行动中发挥的艺术治疗作用。

    （一）非遗保护实践中的权力与机制探索

      非遗保护中的权利义务与保护利用机制问题一直是学界讨论的重点，跨学科的交流协作势在必行，由此促成了非遗保护权利机制的两种研究视角——文化视角与法律视角。例如鲁春晓指出国际社会和学界在非遗保护理念及其权利界定方面存在较大分歧，究竟应侧重文化意义层面还是知识产权意义层面来研究非遗权力的保护与传承仍存在诸多值得商榷的问题。刘勇军也认为目前我国学界对于非遗合理利用问题的研究侧重于政策性解读，亟待专业、深入的法理诠释。

      在文化研究视角下，萧放、张士闪、宋俊华、马知遥基于非遗保护“十问”进一步厘清了当前非遗保护工作中的主要困惑。宋俊华等就非遗保护工作中规范与创新的矛盾和关系进行了深入阐释。黄永林考虑到传承人的需求对于创造和传承行为的影响，建议政府根据不同类型非遗项目传承人的不同需求制定个性化、差异化的保护政策。高静梳理了韩国自1962年出台无形文化财制度以来的修订历程，认为其反复修订的动力在于合理平衡各方主体的不同诉求。康丽认为，性别平等问题在相关实践过程中已逐步从单一的女性赋权转向多元的主体协商。赵强基于治理理论讨论了非遗保护从国家单方管控到多元主体协商共治的转变。自2021年以来，系统性保护成为我国非遗保护实践的重要理念，部分学者分别论述了系统性保护的概念、内容、前景，文化内涵与实践模式，以及文化生态要素。巴莫曲布嫫、宋俊华、张建军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系统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冯王玺反思了“研究”作为具体保护措施如何助力以社区为基础的传统戏剧传承实践和系统性保护方略。王加华、张士闪主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国经验》通过汇编集中展现了近二十年来非遗保护的中国经验。

      近年法学学者的介入不仅丰富了我国非遗研究的面向，也为我国非遗保护实践提供了重要的法理依据。罗宗奎针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五条法律存在的强制力欠缺、适用标准模糊、存在保护漏洞等实施困境，建议增加行政处罚措施，以“双轨制”保障非遗法的执行效力。郑阳基于非遗保护在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权利主体模糊等问题，建议引入和改进非遗共同诉讼保护机制来提升非遗保护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李荣光详述了非遗权的概念内涵、权利主体、权利客体及其文化权属性，并在此基础上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权的国家给付义务进行了充分阐释。聂鑫亦通过厘清非遗知识产权保护中权利主体与权利客体的边界来进一步明确非遗知识产权保护的权利边界。曾礼建议建立民间文学艺术特别私权保护制度，并将相关行政村确定为民间文学艺术私权主体。除了以上对人的关注，孟令法还从非遗保护中动物的使用问题切入非遗保护与动物伦理如何展开有效联动、协同对接的立法实践探索。此外，齐爱民等论述了大数据时代非遗数据采集的法律依据、采集主体、采集形式等法律问题。赵云海、费安玲、覃榆翔等关注到现有知识产权机制缺乏对非遗数字化成果的全面保护，因此有必要以著作权法的规范体系为基础，讨论非遗数字化成果的适配路径。周刚志等对红色非遗的基本内涵、立法现状、法律对策进行了系统分析。穆赤•云登嘉措、张静探讨了西藏非遗保护的立法实践与完善路径。

      此外，代沁泉等基于“工具—主体—目标”的三维框架对31省的非遗保护政策文件进行人工的遴选、编码、统计与分析，并提出了优化建议。

    （二）非遗传承发展的理路探索

      马知遥等关注到非遗传承研究的问题域从技艺技能和文化特质扩展到了人的生存问题，从生活实践深化为生命实践。杨利慧总结了“非遗在社区”的“三在原则”，即传承人长期实践在社区、非遗“活”在社区、社区长期参与在保护过程中。谭萌认为，目前有关“非遗在社区”的研究对非遗与社区双向互动的逻辑机理发掘不足，应通过主体实践阐明非遗与社区关联的因果机制和动力条件。李菲、陈平、宋俊华、苑利、张朝枝认为，旅游是非遗发展过程中需面临的必然环境，非遗与旅游的关系本质上是调试自身与环境关系的问题。郭永平等强调非遗的保护传承应将全球化视野与本土化行动相结合，在秉承地方特色的前提下促进活态利用。王兆锋、陈勤昌建议从人格化传承、空间化保护、数字化再现和产业化利用等方面构建长征红色非遗保护传承的长效机制。周朔提出从战略思维、生态思维、活态思维、创新思维等方面开拓非遗保护的新思维方式。

      此外，本年度仍不乏针对某一非遗类别、非遗事象的传承问题而展开的专题研究，但鲜见突破性的观点。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许多与宗教信仰密切相关的非遗项目在保护实践中逐渐呈现去宗教化的趋势，而本年度宗教类核心期刊《中国宗教》新增的“宗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系列报道”标志着宗教学界对于非遗的关注，同时提示非遗保护的多方主体应立足整体性保护原则客观看待宗教类非遗。

    （三）非遗教育与学科建设

      非遗的学科化是基于非遗保护中国经验逐渐形成的新路径，尽管其已作为一门独立专业进入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目录，但对于非遗能否成为“学”的争论仍然存在。鉴于此，冯骥才从非遗学的缘起、立场、学科使命与特征、核心工作、关注点、学科交叉与交叉学科等方面对这门新学科的独立性进行了系统阐释。徐艺乙强调在非遗学科建设与教材编撰之前应首先解决概念翻译、非遗分类及其基础工作等问题。胡迪雅等认为在两创视角下，非遗教育面临文化选择性标准模糊、创造创新方式不明、课程建设能力不足、创新型专业师资匮乏和数字化建设滞后等困境。王福州认为非遗的理论问题与实践问题均需要依托学科建设来获得系统的理论指导，而非遗学的学科建设有赖于文化遗产学学科群的建设。汪欣将文化人类学、民俗学、艺术学等学科视为非遗学学科体系的主要理论来源，提出以整体论为原则建构“基础理论+方法论+专题研究”三位一体的学科理论体系。邓思杭论述了新时代中国非遗学自立、自觉、自省、自信的文化逻辑与发展脉络。在高校学科建设实践方面，向云驹详细梳理了天津大学非遗学学科的创设历程、探索经验、突出特点以及深远意义，耿涵、李晓东等也以该议题为出发点，聚焦非遗学的交叉学科视角以及建设路径，梳理非遗学学科化历程。范晓倩详细论述了非遗学科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赵博文、李克军指出高校非遗传承教育存在活化转化实践力差、融合机制不健全、资源匮乏等问题，并分享了河北民族师范学院的教育实践经验，而已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本科专业的招生院校尚待经验分享。

      职业院校在非遗传承与学校教育的深度融合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许多职业院校结合地方非遗资源开设相关专业，聘请传承人进入学校授艺，这也成为当下应对非遗传承后继乏人的有效路径之一。闫宏宇认为，非遗与职业教育在文化传承、德技并修、工匠精神和审美素养等反面都具有天然的契合性，下一步应从目标定位、课程体系、实施策略等方面积极推动非遗传承理念与高职院校实践场域的实质性融合。

      此外，李连影以鄂伦春族摩苏昆为例对非遗社区教育传承路径进行了论述。杜亚雄、谢白杨等分别从传统音乐、手工艺等方面讨论了非遗教育生态问题。郭瑾莉、周洪军、刘杨讨论了非遗教育与思政教育的关系。

      以上无论是本、硕、博阶段对于非遗管理、研究人才的培养，高职院校针对传承人才的培养，抑或学校通识教育、社区教育对于全民非遗知识的普及，无疑为非遗的可持续传承营造了全方位、系统性的人文土壤与人力资源。

    （一）非遗传播困境及应对策略

      非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其有效传播不仅可以为非遗的保护与传承创造良好的文化氛围，提高民众对传统文化的自觉与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时对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中国特色文化理论与传播理论亦具有重要意义。在此愿景下，“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并吸引了传媒、文艺创作领域相关学者的广泛讨论。整体来看，相关讨论主要聚焦于非遗的传播路径、技术与人文的深度融合以及相关困境反思。

      达妮莎出版了以非遗的网络传播方式与效果为主题的专著，主要围绕非遗网络传播的类型、模式、传播媒介、传播形态、传播空间、传播策略等展开研究。李灵灵关注到网络文学IP以“故事+情感”的方式激发了青年一代对于非遗的审美消费，其认同感亦得以重塑。穆童分析了当代国际非遗影像发展的新趋势，强调了非遗影像在中国与世界文化交流中的桥梁作用。张志颖讨论了艺术设计介入非遗传播的方法与路径。杨荣广等指出，当前我国非遗对外译介传播效力不足，应综合考量译介的内容、方式与主体等维度。向勇提出了非遗创意传播的三重立场——中国性、现代性与未来性，并指出三者的价值立场之间存在互为依存、支撑的共生关系。赵晖等认为短视频平台所建构出的虚拟场景与沉浸式体验将推动文旅资源的深度开发。裴齐容等聚焦非遗的地方性特征，建议非遗传承、传播的机制探究应置于人—时—空的整体框架之下进行综合、动态的考量。

      在当代非遗数字化传播中，影像因其更加直观的叙事方式成为主要媒介，多年来陆续推出了一批质量较高的纪录片与文化类节目。贾秋晨、张梓涵、汪红君、秦媛、曹胜强等分别从叙事创新、文化认同、中国特色品牌建设、创新表达、非遗翻译与国际传播等视角对本年度热播的电视节目《非遗里的中国》展开论述。谢春讨论了电影传播非遗的优势及不足，马丽讨论了非遗纪录片创作的叙事风格、审美情趣及其浪漫表达。袁瑾从记忆、情感、自我三个方面分别论述了非遗影像的三重叙事。杨国兴等分析了当下新媒体影像作品的叙事特征，认为非遗纪录片还应注重对细节、节奏、审美、视听元素等方面的优化。崔亚娟认为我国非遗纪实影像的故事性不足限制了其银幕传播，而跨媒介叙事将有助于非遗的内外传播。朱斌等讨论了非遗纪实影像对记忆之场与身份认同的建构作用。魏鹏举等通过对抖音平台非遗类视频的热度展开数据分析，发现了数位产量极低、质量极高的创作者已经形成品牌效应，而相较于其他题材短视频，创作门槛高、周期长、内容单调等先天因素限制了大部分非遗短视频的传播持续力。

      相对于传统的电视台、网络视频平台上推出的系列式非遗纪录片，短视频平台则更具高效、快速、易普及、易接受的传播特点，且已成为目前民众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信息传播渠道，而大量专业与非专业、官方与民间群体的自发参与也促成了非遗传播的多重视角。例如，李旭丰等分析了非遗短视频的品牌化传播策略，林加认为目前的非遗短视频传播还存在项目宣传不均衡、引导认知有偏差、服务民众有差距等问题，龚书景认为非遗短视频创作呈现出结构程式化、内容切片化、表现媚俗化的平庸景象。

      除了线上传播之外，“非遗+博物馆”成为近年非遗线下展示、传播、体验的重要途径。向丽论述了手工艺类非遗是如何通过博物馆与民众日常生活和时尚生活产生关系的。赵书晗等以大同市非遗博物馆建设情况为例，讨论了地区非遗博物馆促进非遗传承保护与文旅融合的实现路径。方云则以“江南客厅展”为例，讨论了江南传统手工艺与现代生活美学对江南审美认同的重塑。

    （二）非遗的数字化应用探索

      非遗数字化是针对非遗保护、传承、记录与保存中的活态需求而提出的一种技术应对手段，旨在借助数字化技术组织、关联和开发传统文化资源，拓展人文研究范式与保护传播范式。2023年，文化和旅游部发布《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数字资源采集和著录》系列行业标准，可见我国非遗数字化产业发展的迅猛态势。杨红认为，目前我国非遗数字化传播呈现出“视频化与体验感”“要素开源化与数字化潜能”“数字化生存与虚拟社区传承”的发展趋势。

      但新兴业态迅速发展的同时往往伴随着一系列问题困境的出现。姚国章指出，我国非遗数字化传播存在基础薄弱、传承代际失衡、传播渠道单一、传播形式缺乏创新等困境，并提出了以传承人为主体扩大数字化传播队伍、以数字影像创作为突破口、推进非遗数字博物馆建设等应对措施。申楠指出了我国非遗数字化传播系统性组织规划不足、数字化转型方式单一、专业人才紧缺、资金投入不足等问题。赵跃等梳理了国内外非遗数字化实践，认为我国仍存在保存与获取、保存与保护的失衡问题。范青等指出，当前视频资源的利用和管理需求矛盾突出，传统视频资源碎片化严重，故而提出了一种非遗视频资源的语义描述框架，以此实现非遗知识的智能化应用。

      非遗的数字化建档始终是非遗立档工作的重要课题。毕传龙结合自身参与的非遗数字化建档工作实践，指出了当前非遗成果资源管理分散、无法提供公开共享服务的现实问题。王楠等探讨了基于文创IP产品开发的非遗数字化建档与服务的实践与探索。李川等针对非遗项目的动作信息技术，提出了一种综合应用智能技术的非遗项目运维方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通过20周年是世界非遗保护运动的里程碑，也是中国非遗保护实践特别是非遗研究和非遗教育工作重要的历史节点。综观非遗学界2023年研究内容，大致呈现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在《公约》框架下对非遗本体展开反思和再认识，使中国实践更具有人类普遍性价值；二是非遗与区域文化认同的关系持续受到关注；三是将非遗保护与国家重大战略如乡村振兴等相结合，关照非遗的“两创”与赋能；四是多学科视角聚焦非遗学理，非遗学的建构具有多种可能性；五是非遗专业本硕博人才培养体系初步形成，非遗学学科建设可复制性经验正在出现；六是非遗保护多元行动主体协同机制加强，非遗教育、传播、弘扬、振兴等保护举措及其效用仍然是热点。

      2023年度非遗研究也存在明显的缺憾，如具有突破性、引领性的重大成果较少；焦点分散，没有形成重量级研究热点；田野调查与案头研究程式化，非遗学框架下的理论与方法建设需要强化。综上，在世界性非遗保护运动进入第三个十年之际，中国式经验与智慧如何推动本土及人类文化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特别是学科化如何使保护行动科学化和长远化，是值得学界持续开掘的课题。